2023-03-17女性唐代文化的特點及具體案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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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基本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文化體系龐大完整,發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極具開放性;三是唐文化有著明顯得向民眾靠近、重現實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唐文化體系中,包括文學、宗教與哲學、史學、藝術、天文歷法、地理、數學、醫學、百工技藝等方面,基本覆蓋了當時世界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多數組成部分。這樣一個龐大而完整的文化體系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僅有的。
唐文化的發達程度居于當時世界的先進地位。當時唐朝的國都、亞洲的文化中心長安城為各國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蘭經》中對他的穆斯林民眾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日本、朝鮮、越南這些與中國或一衣帶水、或山川相連的國家更是不斷地把唐文化引進自己的國度。
擴展資料:
唐代前期思想繼承魏晉南北朝的儒學,例如孔穎達編著的《五經正義》,五經正義中的思想大多由漢晉大儒完成,尤其是鄭玄的功勞最大。
唐初與明初比較類似,國家在做的是執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后,思想上的重大改進發生,韓愈、柳宗元、李翱、劉禹錫等人的思想創見,承前啟后。還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價值同樣不能被忽略,他們不僅僅是詩人。后世所謂經學,嚴格意義上應該叫做“漢晉唐經學”,后世所謂理學,應該叫做“唐宋明理學”。
唐朝風氣開放,儒學較多地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習俗,生活,宗教,器物)中外交流頻繁吸收了印度中亞西亞的宗教藝術,如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形象,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歌舞劇《羽衣霓裳舞曲》,則源于印度的婆羅門曲,并還有胡玄武等中亞歌舞元素,豐富了人民的生活。
所謂盛唐文化,是以玄宗朝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憲朝,空間分布涵蓋開元十五道,以西安、洛陽為中心向外呈輻射狀的文化。玄宗開元天寶間(713~755),為歷代史家所稱頌的“盛世”,這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超過前期,政治上實行較開明的統治,而且在文化的各個層面上也都表現出諸多高峰。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態變遷的時代特征,又有繼承古老的傳統以通變求新意的民族特質。以詩歌為表征,李白杜甫所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高適岑參壯志酬國的邊塞詩和王維等融于自然的田園山水詩,奏起了時代的最強音。史地的發達、藝術形式的多樣化、代表民間文化的傳奇變文俗講百戲,以及具有起承轉合功能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唐代是佛教文化漸趨融入并中國化的重要年代,也是唐人對古今中外各種學問大加總結提煉的時期,大量綜合性著述的出現反映了唐人總體智力水平。另方面,玄宗朝長達40余年的統治,并非一帆風順,天寶十四載(755年)的“安史之亂”,象一塊界標,標志著時代內容的分野和轉折,這種轉折所帶來的變異特征,由于加速度的發展,越到后代越為明顯。然而,在與這一事件切近或同時,在文化的發展中已有了這種變化的端倪。本文試圖對盛唐文化現象的諸多變異特征進行探討,進而算是對籠統談論盛唐文化而忽略其時代差異的研究現象的一種反撥。
一
隋唐關中門閥為首的政治勢力統一中國,重演了各政治力量消長變化過程。重婚姻門第的山東舊族漸被重官階爵祿的關中軍功貴族所取代,隨之而來的,是選官制度的變化。科舉取士,擴大了一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仕途之路,在現實的秩序中突破了門閥士族的權力壟斷,強化了廣大知識分子入仕參政的愿望。他們帶著不懈的熱情去建功立業,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文學做為反映現實最敏感最直接的情感表達方式,詩歌更是先聲奪人。總觀盛唐詩歌,是對現實人生的樂觀感受和充滿青春昂揚熱力的執著。帶著這種情感去觀照自然,同時便是一種移情于自然,歌頌自然的強烈情緒體驗,它少有一種沉重的現實內容,更多是一種抒發內心歡快、充滿健康生活情趣的審美感受,這是盛唐詩歌的主要藝術特色和美學風格[1]。這是將內在本質力量與優美的自然景象,自由地轉化為美的藝術形式,來表現剛健的時代精神。這是先秦以來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相融的傳統文化精神的體現。這是《詩經》以來比興手法的圓熟運用,是南朝詩歌韻律形式的極致發展,是極盛的時代精神所顯現的生命力的外化和對象化,是民族強盛時社會心理的最佳表達方式。
與這盛唐之音同一氣象,反映同一時代風貌的便是草書、音樂、舞蹈的盛行。書法做為“達其情性,形其哀樂”的藝術手段,借助草書特別是狂草的盛行,而達到了與詩歌并行、與自然同美的藝術境地。張旭、賀知章、懷素等人的草書,流走飛逸,迅疾駭人,將人生的喜怒哀樂痛快淋漓地傾注于筆墨之間,成為當時書法的時代風貌[2]。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都達到了空前的規模,長安已成為國際的大都會[3]。不同區域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服飾等紛紛涌來,在長安這個中心舞臺上表演展現。“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馳使,絕不介懷”[4]。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中,唐人廣泛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精華,予以再現和創造。玄宗朝,由于前代的積累和玄宗本人的好尚,音樂、舞蹈格外發達。廣泛吸收各族樂曲和樂器,并設左右教坊和梨園,掌樂舞之事。當時樂師(音聲人)有10027人,散樂藝人也有千余人[5]。我們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三大舞所表現的內容的變化,可以看出唐代由創業到鞏固政權和安定后的享樂、歌舞升平的變化。多樣化的舞姿和群舞的盛行表達出歡快喜悅的心境,而少有傷感哀怨失落悲憤的愁緒。
至于盛唐的繪畫藝術,“亦一變陳、隋、初唐細潤之風尚,以成雄渾正大之盛唐風格,而見空前之偉觀”[6]。玄宗本人擅以墨色畫竹,也為一時之勝。盛唐繪畫特點有二:一是佛教繪畫,脫去外來影響,漸具民族風格,以“吳帶當風”為其代表,偏重寫實,向風俗畫發展;二是山水畫法漸獨立,且分南北兩派,分別以王維和李思訓父子為代表,王維的南派融解禪意漸發展為后代的文人畫。值得注意的是,唐人詩畫中關于馬的題材甚眾,如曹霸、韓干、陳閎、韋偃等皆是畫馬能手,詩人杜甫更與幾位畫家過從甚密,畫家們每有新作必請他鑒賞題詩,留下了多首詠馬之作。這主要是由于唐代開拓邊土對外戰爭的需要,十分重視馬匹的畜養,開元初年的御廄養馬二十四萬匹,開元十三年增至四十三萬匹。正是這種開拓疆土、邊塞立功的現實需要,才有詩畫題材大量地反映這一時代內容的現象。
在盛唐時期各種藝術形式由于時代的需要,每一種都得到了極致的發展,且大都表現著反映著大致相同的時代內容:這就是謳歌自然、狀寫人生、感嘆人世間的歡樂、傷感和憧憬,借各種藝術形式表達內心的情感和現實體驗,構成一幅渾厚雄壯的藝術畫面和充滿壯美的藝術意境。
由于經濟繁榮和國力強盛,也由于科舉制盛行而帶來的廣大知識分子的仕進愿望十分強烈的社會氛圍,唐人的心理狀態、精神風貌和價值觀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與客觀外界接觸時,產生了一種主體本身的需要和對客體價值的一種新的積極的肯定判斷,這表現在盛唐人大都把帝國的命運同自身的前途做為一個同構體來看待,普遍地眷戀世俗生活。《太平廣記》中有關李林甫不愿放棄富貴享受去學仙道[7]、秀才李俊二十余年未曾及第仍不肯放棄仕祿追求[8]的例子便是明證。“仕”、“婚”,成為唐代知識分子的兩種主要的人生追求。《太平廣記》及唐人各種筆記小說,為我們展示了唐代文人和一般百姓世俗生活的各種場面和多幕劇。諸如嗜酒豪飲、挾妓歌吟、郊游遠行、擊鞠下棋、占卜相面、品茗賞花、斗雞走馬、雜耍百戲等不勝枚舉。與這種對現實生活的依戀相關聯的是唐人重信用和忠義的行為準則,少有魏晉時那種人生無常、世事多變的感喟,這是由于對現實的滿足而引發出的對人事交往的重視和肯定。這與強盛時漢朝人的一般心理頗相契合。唐人也總愛自比于漢人[9],以漢代的賢主名臣來比附當朝或者對比切近的人生經驗和行為方式。這里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唐代是關隴貴族建立的政權,自西而東、自北而南建立一統王朝。南方自東晉始就一直被看做同時自認為是華夏漢文化的正統。唐統一全國后,急需標榜正統,因此,一方面推出老子為遠祖,同時文化上承繼南方,唐初一切制誥文體皆用四六文,使人們承認自己是漢文化的正統繼承人。這是一種深層的歸屬心理,同時亦是民族自尊的表現。古文運動反對宗教迷信,去豪華見真淳,汲引西漢乃至先秦文辭,變革儒學,以道統與佛學抗爭;由四六文而古文,更由形式到內容,正反映唐人對民族自尊認識的深化。這種變化客體以認同自我的心態正是唐人逐漸確定了的價值觀念。
前期唐人的婚嫁觀念也有變化,不似南北朝重門第,離婚再嫁之事屢有發生[10]。尤其在公主的婚姻上反映最為明顯。唐嫡親公主211人,代宗以前99人,其中三嫁者4人,再嫁者23人,占四分之一強。民間改嫁離婚之事筆不勝書,而且由女方提出離異的也不在少數。說明唐皇室做為西北胡化較深的貴族,統一中原后一時又未盡漢化。他們抑制山東士族,對婚姻禮法觀念也產生影響。同時各族間融合頻繁,也難有統一嚴格的規定,因而造成前期在婚姻關系上較為開放,少有約束。
二
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破壞了生產力與社會生活,同時唐代社會政治經濟的一系列變化,也影響到文化的發展。“安史之亂”象一副清洗劑,使許多變化變得清晰了,表現出與前期不同的文化內容。
如果說,唐前期文學藝術所表現的時代精神風貌是對空前高漲的社會繁榮的樂觀展望,那么經此大動亂,則發展為相對深刻的揭露抨擊現實的內容。它打破了詩人們樂觀的期望與理想,而變為對現實、人生的重新審視。中晚唐經歷了由中興熱望到有感于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權沒落的哀感。帶著傷感的審美情趣,使詩歌的直接性和哲理性向縱深發展了,到宋代詩歌更以深邃、富有哲理見長。中唐的大歷十才子,已不象盛唐人著重總體感受的抒發,而偏重細膩的心態描寫;山水詩也不多以雄偉奇險取勝,而以境界淡遠深冷見長,偏重于工整精煉的藝術技巧和形式。反映社會現實最為深刻的當為“詩史”杜甫,其詩歌藝術形式規范有加,對詩律要求更嚴。一種規范和秩序的強調,顏字、杜詩、韓文成為這一時代要求在文學藝術上的代表。韓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隱、杜牧、皮日休、陸龜蒙等皆崇杜抑李,元稹評李杜優劣,即認為杜甫博采古今、涵孕各體,無人能超;而對李白則極盡貶斥,“自后屬文者,以稹論為是”[11]。這可代表中唐以后一般文人的審美觀。如果說唐前期詩緣情論占上風,此時則言志論重新抬頭,注重詩的社會功能,而忽略對審美規律、審美特征的探求,到宋代更發展了美善相兼的功能詩評,傳統的儒家詩教重新取得了文學理論中的統治地位。
中唐繪畫,以筆墨神趣為主的南宗山水畫有所發展,出現了韋偃、王宰、張zǎo@①、王洽等畫家。題材由盛唐的宗教百圖,發展到仕女牛馬,山水花鳥漸趨成熟。世俗人物畫也突破了單純對封建倫常的宣傳,出現反映仕女一般日常活動的張萱、周fǎng②的畫。再如韓huàng@③,《宣和畫譜》所錄36件作品,大多是描寫農村生產生活情況的,這比盛唐的總體直觀感受進了一層。安史之亂后,宮廷樂工流放各地,大型樂舞的規模很難恢復,只在宮廷中還存有一些規模很小的單人、雙人舞,盛極一時的音樂舞蹈隨著帝國的衰敗已不復振作。
平定“安史之亂”后,肅宗、代宗朝漸次加強了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和社會文化的控制。儒家思想做為一種有利的統治思想重新被肯定。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請立孟子,表明了這一趨勢,出現了經學更新運動。由唐前期對孔子和經典的懷疑(如劉知幾等)到后期重新確定孔孟在思想文化上的統治地位,這種變化是以社會動蕩后統治者要求調整生產和社會關系,加強控制的社會內容為背景的。與官方思想控制相反而做為互補,是中經動亂后,士大夫們都在尋求填補心靈空白的填充劑,退守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兼濟的熱情和仕進的愿望讓位于對宗教神靈的信仰。同時佛學本身的發展也走過了與儒學殊途同歸的歷程,完成了中國化的演進過程。前期的天臺宗、三論宗、唯識宗等由于過分拘泥于印度宗教的形式,在中唐便相繼消隕,而繼起的華嚴宗特別是禪宗,由于變異為中國式的宗教因而得以有長足的發展,宋明理學正是以傳統儒學為主體吸收禪宗精神和道家思想,成為封建后期思想的主流。
后期政權中山東士族等官員成份增加,同時大批新的官僚出現,要求一種新的秩序來保障其地位的穩固,禮法觀念重新反映到整個社會。帝王開始提倡守節操,宣宗規定:“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12]公主如此,社會自不待言。宋明理學家們更重貞節,反對再嫁。可以說唐后期是宋明理學重振綱常倫理的前奏,忠教節義為后期士子們遵從的主要行為規范和價值原則。
這些深刻的社會變化,也反映到人的最高關系即法律關系上,統治階級恃其居于統治地位,以強制性手段對危害其利益者予以懲罰。后期法制具有過渡性質。唐政府放棄了對整個帝國實行統一法律的原則,也不再有一部象初唐實行的具有絕對權威的行政法[13]。據劉俊文先生研究,唐朝前期十六次立法活動,除一次外,其余十五次皆以修律、令、格、式為主要內容,頻繁調整,以適應統治需要;而后期七次重大立法活動,主要是編纂格后敕和刑律統類等有較大的靈活性的法律形式,以應付動蕩變化的局勢。同時,后期法律也日趨保守,對祖宗之法難議刊改[14]。從法律條文制敕內容上的諸多變化和增改上,可以照察后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法出多門、政局混亂等時代內容。
三
盛唐時期是歷史上對古今中外各種學問知識信仰進行融匯、總結、歸納、整理、輸出輸入最繁盛的時期。因而從文化意義上說,更多地具有轉變時期的特點。在七到十世紀的世界歷史上,構成了人類文化的主體之一。
1.盛唐文化的發展,同封建政治經濟在唐中葉的變化同頻共振,走完了由封建前期向后期的過渡歷程。唐前期政治開明,經濟繁榮,文化上較為開放,廣泛吸收中外優秀文化成果,更多承繼南北朝以來玄學思潮,佛教影響愈演愈烈,廣大民眾的價值選擇較為自主,從而創造了封建時代豐富多彩的高峰文化。后期經時代動蕩和統治階級對經濟和社會關系的調整,一種對秩序的要求,傳統儒學生命力再度顯現,逐步上升為壓倒其他的思想力量、占統治地位的價值取向,并向宋明理學過渡,補充了儒家哲學的傳統命題和范疇,與后期中國封建專制集權制度的高度發展并駕齊趨,構成雙駕馬車,加強了封建的統治。
2.盛唐時期是南北文化的融匯時期,并且完成了南北文化的合流。先秦時百家爭鳴,老莊及屈原等代表的南方楚文化,主要與北方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齊魯文化形成對峙局面。秦漢時國家的統一,南北文化也加快合流步伐,漢文化更多地表現出南方楚文化的特征[15]。東漢特別是魏晉,北方文化有所發展,曹魏時的文學為其代表。西晉末年戰亂,文人紛紛南遷,北方多被落后少數民族統治,南方文化發展迅速,并從總體上超過北方。以致當時無論南北都認為南方文化為華夏正統。隋煬帝由北方統一南方,仍大量推崇南方文學。唐初一切公私文書,皆用四六文。后來古文運動漸起,北方文風取得優勢。同時唐前期宰相十分之九以上皆為北人[16],此亦對文化上的消長變化起干預作用。《五經正義》的編篡,正表明經學上的南北統一,且多用南朝人義疏。外來佛教文化的沖擊,也加速了本土地方文化的合流過程。
3.盛唐時期也是傳統文化中文化創造傳播者身份地位發生變化,分層文化明顯化的時期。官方的文化壟斷不斷被打破,民間文化有了大發展(特別是后期)。漢代的經術取士,使文化創造傳播更多地為累世家學和博士所掌握,魏晉時的高門世族同時也是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和壟斷人,文人學者的社會地位只決定于他們的門第和官爵,而不在于學問本身。因此他們對于后來研究者觀察時的影響是:時代的差異多于個性的差異。反映的是大致相同的社會階層和地位的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因而反映文化層面必然較少。唐以科舉取士,使寒素文人知識分子皆可憑其文才學問近似平等地取得政治社會地位,從而改變了政權結構。大量代表知識分子階層的文化出現,學派的產生、人才群體的涌現便是明證。同時市民文化有所發展,這種與官方文化不盡相同的文化,反映著文化中間的不同層次內容,頗具個性明顯的特征,使文學藝術流派紛呈,頗為繁茂。
4.盛唐時期又是傳統學術文化不均衡發展的極致表現時期和科學文化的轉折過渡期。中國傳統的重人文、重文學藝術、輕科學的文化特征,唐代有充分表現。文學藝術、史學高度發達,自然科學相對落后。李約瑟認為:唐代是人文主義的,宋代則較偏重于科學技術方面。到宋代,“深奧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詩,哲學的探討和科學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術上,宋代把唐代設想的許多東西都變成了現實”[17]。以數學為例,唐代數學著作僅三、四種,宋代多達五十多種,唐以前幾何學為中心內容向宋元代數學的過渡,唐代是一個轉折。唐代人文學科的片面深化,缺乏哲學和科學技術的相應成比例發展,因此從文化總體發展水平看,盛唐文化似不如宋代。前輩學者陳寅恪、鄧廣銘先生論之頗詳。
5.盛唐文化做為創造主體除了對前代的傳統文化加以繼承、詮釋、理解,依時代的需要和統治的要求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使其具有顯明的個性特征外,還對各種外來文化進行融匯、消化,并弘揚以為己用,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是盛唐文化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唐初是中外交通最頻繁、來往最密切的時代。并且每次往來都多少與文化有關。以宗教為例,除佛教外,還有多種宗教傳入。貞觀九年景教僧阿羅本由波斯來到中國,于義寧坊立大秦寺,是為景教傳入之始,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景凈撰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頒并序》。永徽二年(651年)唐正式與大食通使,伊斯蘭教隨商人傳入,到貞元十四年(798年)止,大食國遣使至唐達37次之多[18]。襖教,先傳入今新疆境內的于闐、焉耆、疏勒、高昌,武德時在長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襖祠,貞觀時崇化、禮泉、普寧、靖恭諸坊都立襖寺。武后延載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為摩尼教傳入長安第一人,大歷三年(768年)準許回鶻在長安建摩尼教寺。這幾種宗教,皆與佛教一同在“會昌法難”中遇到禁毀。
從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情況看,每個文化主體多是立足于本體的需要,依本體的文化結構有選擇地吸收外來文化,具有較強的實用性。與唐處于同時代,尚有幾個較大的文明區。周圍的附屬性小國,從屬于這個大的文化系統。它們有著不同的認知、價值、規范和審美系統,使其各具不同的特點。對它們各自的文化內容和相互影響的研究,可以完成對中古世界文明的總體把握和認識,從而能更清楚地認識唐代文化的地位。
南亞的印度文化圈。文化的中心內容是佛教和婆羅門教,所有的專門學術都由神學發展而來。梵文文學有所發展,梵文戲劇有十余種之多。數學與天文學關系密切,代數學有較高發展。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圣使(亞雅巴達)提出了地球繞地軸自轉的主張,并對日月蝕現象有近似科學的解釋。當時唐代對印度文化的吸收重在佛教和天文、數學、醫學知識等內容。
阿拉伯地區以其優越的地理方位,吸收了中國、印度、希臘的文化遺產,從七世紀到十三世紀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科學文化,在世界科學史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其主要成就表現在天文學、醫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地理學等方面,為當時世界上科學發展的高峰。此外哲學、文學、史學也有相應的發展,大批阿拉伯商人把乳香、木香等藥物、藥方帶入唐朝。但有唐一代對其發達的科學文化卻少有吸收,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中世紀西歐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使基督教以教皇為中心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世俗學術哲學、科學、文學等都成了神學的附庸。“自然知識只有在它是一種啟發的工具,可以證明教會的教義與《圣經》的章節時,才被重視。”[19]教育純為教會服務,但所開文法、修辭、邏輯(初等三科)、算術、幾何、天文、音樂(高等四科)7門課程,卻有利于文化的延續、普及。當世俗學校大量建立后,出現了知識的復興。與唐的交往很少,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在唐時傳入,但影響很小。
當時唐朝做為與這三大文明區并列的東方文化中心,深深影響著周邊各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發展。象當時日本、朝鮮的學校教育,從課程到考試內容和教材,都與唐代相同。日本當代史學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書中頗為中肯地寫道:“唐代的文化是與印度、阿拉伯和以此為媒介甚至和西歐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學習唐朝也就間接地學習了世界文化。”中國文化由于其大陸性的特點,自發性獨創性較大,因而封閉性也比較明顯。古代中國只有唐代受外來文化的沖擊最大,與外界接觸最多,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最具有開放性。本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先生在構思《楊貴妃》劇本時曾有如下的想法,即覺得“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于別系的文化把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的崇拜或輕易的唾棄。這正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20]。魯迅先生的這一看法,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
總之,觀察盛唐文化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唐前期較具開放性,后期則逐漸收斂,經歷了由放而收的時間歷程。后期更象是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間的過渡期和波谷,因而真正具有唐代社會時代特征和個性特點的應是前期的盛唐文化。無論從文化層面還是文化部類上看,都帶有區別其他朝代的獨特內容。
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它給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國力強大、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點就是輝煌燦爛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榮基因,我們不難發現,其間政府的引導功不可沒。
在統一、開放的背景下,統治者不斷調整政策對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與儒學,并稱“三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儒三教為了維護各自的地位,既相互爭斗,又相互滲透。到了唐朝,在統一、開放的背景下,統治者不斷調整政策對宗教加以扶植,使這種局面得到較大改觀。
唐朝開國之初,李淵為了抬高門第,神化統治,認李耳為先祖,將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發展。武則天想當女皇,實行武周革命,僧人懷義、法明則造《大云經》宣傳武則天是彌勒佛下凡,為其大造輿論。武則天上臺后大肆佞佛,廣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經》,將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興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響,復將道教放到佛教之前。盡管前后的統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變化,但從總體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積極的扶植,獲得了充分發展。
正是在貞觀年間,玄奘法師赴印度求法17年,載譽歸國后受到至高禮遇,唐太宗令大臣、僧眾出城高接遠迎,又多次在宮中接見玄奘,與之談經論道,倍加褒獎,頗有相逢恨晚之嘆。朝廷還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經院,讓玄奘在那里著書立說,傳經布道。武則天雖說佞佛,卻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準僧人排斥老君,也不準道士毀謗佛法,命大臣匯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書《三教珠英》,傳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奮好學,精通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國家,調和各類矛盾,穩定社會秩序中發揮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開元十年、天寶二年先后兩次給《孝經》作注,頒行全國,以示教化;又于開元二十三年親注《道德經》,下令每家必備一部;接著在次年還將其《御注金剛般若經》頒示天下,對佛教給予支持和弘揚。
唐王朝對釋、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倫理觀為基準、佛道學說兼收并蓄的盛唐獨具的統治思想體系,大大鞏固了帝國基業,而且也促進了三者間的相互吸收,不斷完善。佛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向成熟,進而成為中國式宗教的。
銳意經籍,大興文治,“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
貞觀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勵精圖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準。他采納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議,銳意經籍,大興文治,“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努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太宗重視文治由來已久,早在秦王府時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學館收羅人才,號稱“十八學士”,參謀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邊建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給以優厚待遇,讓他們校理典籍,考注《五經》,參議禮、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內殿,商討政事。同時選三品以上官員子孫入弘文館學習。在唐太宗的關注下,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學制,在中央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算學,在州縣則有州學、縣學。唐太宗尤其關心最高學府國子學的建設,貞觀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廟于國子學,尊孔子為先圣,顏回為先師,每年定時“釋奠”(即舉行祭奠孔子的開學典禮儀式);又擴充學校規模,增置房舍1200間;廣收天下儒生,且資助盤纏,派車護送進京;規定在校學生能精通一大經(如御注《老子》、《孝經》,須三年學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職。唐太宗還多次到國子學視察,給學校調派碩學名儒充任老師,命學校的負責及主講當場講經授課,并給他們頒賜獎賞。
唐太宗重視文教、修文興學的事跡給后世開了個好頭,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傳,使學校教育制度不斷發展完善,這不僅給帝國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才,成為唐王朝興旺發達的有力保證;同時也惠及友邦,給周邊國家及部族培育了許多英才,促進了那里社會的發展。
日本、新羅等國的學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學,學成回國后,把唐朝的先進制度,如田制、法律、科舉制等在本國推廣,成功地實施社會變革;或借助漢字拼讀本國語,創制為新文字;或學習唐朝的醫學、天文、歷法,在本國加以傳播,佛教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傳到了日本、新羅等國,對那里的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還有一些留學生長年居住中國,讀書做官,著書立說。如新羅國崔致遠18歲考中進士,任過縣尉、侍御使、內供奉等官,寫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筆耕錄》。日本的阿倍仲麻呂,即晁衡,善著詩文,與詩人李白、王維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詩酒唱和,在唐朝做過御史中丞、秘書監等官,至73歲客死中國。遠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貴族子弟通過在唐朝讀書,學習中央王朝的典制禮俗,儒家及佛教經籍,大大加強了與漢地的聯系。直到安史之亂發生后,吐蕃占領了河隴地區,從敦煌發現的材料看,吐蕃在這一地區仍然保存著唐朝的不少禮儀習俗,敬佛禮儒,如官方派人抄寫佛經、《孝經》,學校里仍舊按時舉行祭祀孔子的“釋典”之禮。
所有這些,加強了與周邊國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來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國際地位。
規定在科舉考試中加試詩賦,更加推動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學,詩賦散文,傳奇小說,千姿百態,盛極一時。尤其唐朝的詩歌,風格多樣,流派紛呈,名家輩出,氣勢恢宏,流傳千古,深受珍愛。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燦的明珠,是冠絕古今的詩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給后世的寶貴財富。
唐朝文學繁榮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這片沃土之中。國家的統一與強大,社會的安定與寬松,新興中小地主勢力的崛起與經濟的全面發展,使文人、學子充滿自信、理想與追求,給他們抒發情懷,表達思想創造了條件,提供了空間。其次,與唐朝皇帝的愛好與提倡有很大關系。唐太宗不僅擅長政治,而且喜好文學。處理國事之暇,常與大臣賦詩唱和,清人編輯的《全唐詩》、《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許多詩賦。繼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導文學。特別到后來,規定在科舉考試中加試詩賦,更加推動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響了文學創作。然而科場里那種規定過死的考試方式,往往使舉子們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發揮。
作為補充,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種“行卷”風氣,舉子們為了讓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學才能,紛紛事先精心創作一些詩賦傳奇之類的東西,或文辭華美,或故事動人,在科舉開考前送到考官及權貴手中,搏得人家賞識,以便加以舉薦。唐朝知識分子參政熱情極高,科舉制給他們開通了入仕之門,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報效國家,便成為最大追求。
此外,科舉制還促成士子們在江湖闖蕩的風氣。進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鄉,高中者則進入“守選”(即等待任用),這個時間一般都在3年以上,長者甚至可達十幾年。年復一年,造成大量無官可做的士人在社會上奔波,或投親訪友,或供職軍鎮,或漫游江湖,或隱居田園。豐富多彩而又充滿曲折的生活經歷使得文人志士不勝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創造出大量的田園詩、山水詩、邊塞詩、從軍詩,以及傳奇小說,絕妙文賦,為唐代文學的繁榮增添了內容,蔚為絢麗多姿的盛唐氣象。
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不斷豐富自身營養。
唐朝對外奉行開放政策,與世界上70多個國家發展外交關系;對內則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在歸附的民族聚居地區,采取懷柔做法,設立856個自治性較強的羈縻州、縣。唐太宗抱著一視同仁的態度對待各族人民,他曾講過:“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為此,他通過和親與吐蕃、吐谷渾等民族發展關系,加強團結;通過任用少數民族首領在朝廷做官,在軍隊帶兵,表示對他們的信任與重用。太宗以后的繼位者也都沿襲這些做法,這對中外文化交流,胡漢民族融合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隨著盛唐時代的到來,陸地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許多國家的商人、使節、僧侶與留學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內,在絲綢之路沿線,在長安、洛陽、廣州、揚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國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長安儼然是國際大都會,僅接待外國使者、賓客的機構鴻臚寺就擁有外國人四千多。在長安西市有來自中亞、西亞的許多胡商擺攤設點,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徠生意,詩人李白常來此光顧,詠嘆“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此外,還有移居長安的周邊少數民族,如突厥人進入長安的就有上萬家。大量外國人、外族人長期在唐朝生活,與漢族雜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帶來了外國文化,邊地風俗;從衣食娛樂,到宗教信仰,都對唐朝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到唐朝經商的外國人首推中亞河中(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地區俗稱粟特地區的粟特人,因這一地方有眾多小國,國人皆以國為姓,故漢籍又稱他們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綱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萬善是篳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萬磓是婆羅門舞專家。康國的胡旋舞,石國的胡騰舞、柘枝舞傳進唐朝,深受喜愛,贏得幾多詩人作詩稱嘆,上下百姓爭相效仿,正所謂“伎進胡音務胡曲”,“洛陽家家學胡樂”。對這些外來音樂,唐朝廷一方面大膽引進,如把康國樂、安國樂以及龜茲樂、疏勒樂、高昌樂、天竺樂、高麗樂列入國家大典運用的十部樂之中;但對不符合國情的玩意兒則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時節表演的潑胡乞寒戲,以其衣著不潔,露體不雅而下令禁斷。
波斯與阿拉伯商人也在這一時期或從陸路,或從海上進入唐朝,他們以經營珠寶著稱,動輒獲利巨萬。通過他們,菠菜、蜜棗、胡餅、三勒漿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類的雜技進入唐朝社會;而造紙、織錦等手工業技術也輾轉傳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西域胡人的到來,其信仰的伊斯蘭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內地傳播。這些外來宗教,特別是早已在中國流傳的印度佛教,滲透到唐朝社會的方方面面,對哲學、文學、語言學、建筑、藝術等均產生了巨大影響。
外國人及外族人影響于唐朝社會的,還有衣食化裝,流行時尚。唐朝初期,社會風氣還比較保守,婦女出行時頭戴冪籬,長可過膝,遮蔽全身。其后學胡人,戴胡帽,穿翻領開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無復遮蔽。仕女化裝追求時興,如發型仿效少數民族,有烏蠻髻、椎髻;面飾則有吐蕃妝、回鶻妝等。至于餐桌上的飯菜,也在變換花樣,開元年間,宮廷御饌“盡供胡食”。
開元、天寶時期,大量外國人及周邊少數民族充斥長安,長期與漢人雜居,相互習染,社會風氣一度甚至出現了“胡化”苗頭,引起世人的擔憂。但唐王朝不但沒有禁止,反而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不斷豐富自身營養,將胡風夷俗,融聚為中華文明,創造出更加絢麗多彩的盛唐文化。~。
1、唐代民風活潑。在民間,歌舞流行,民眾生活較為自由,當時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較后來宋明時期為高。
2、對外交流貿易頻繁,對外國和周邊少數民族事物能夠兼收并蓄、包容開放,國內風俗開放自由,文學藝術發達,經濟繁榮,同時在民族政策上能夠以德服人、懷柔羈縻。
3、唐朝初期,社會風氣還比較保守,婦女出行時頭戴冪籬,長可過膝,遮蔽全身。其后學胡人,戴胡帽,穿翻領開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無復遮蔽。仕女化裝追求時興,如發型仿效少數民族,有烏蠻髻、椎髻;面飾則有吐蕃妝、回鶻妝等。至于餐桌上的飯菜,也在變換花樣,開元年間,宮廷御饌“盡供胡食”。
4、開元、天寶時期,大量外國人及周邊少數民族充斥長安,長期與漢人雜居,相互習染,社會風氣一度甚至出現了“胡化”苗頭,引起世人的擔憂。但唐朝不但沒有禁止,反而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不斷豐富自身營養,將胡風夷俗,融聚為中華文明,創造出更加絢麗多彩的盛唐文化。
原因:①政治穩定:全國統一,政治相對穩定的時間較長。②經濟發達: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全面繁榮,出現了盛世景象。③對外開放:和朝鮮、日本、印度、西亞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特點和歷史地位:①全面繁榮:有杰出成就的各領域。②兼收并蓄:廣泛吸收外來優秀文化的表現。③世界領先:領先于世界的項目。④促進亞洲和世界文明進步的事例。
唐代思想文化的特點在于其多元性和兼收并蓄。
詩歌方面說盛唐文化大多以田園詩和邊塞詩為主...也有抒發詩人豪情壯志的詩篇;多用以展現盛唐國家繁榮富強,百姓安居樂業的特點...。
唐代文化基本有三個基本特點。
一是文化體系龐大完整,發展程度高;
二是唐代文化極具開放性;
三是唐文化有著明顯得向民眾靠近、重現實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一、雁塔題名
隋代開創了通過考試選撥官員的科舉制度。唐代在隋朝基礎上進一完善。由此,讀書人通過科舉考試改變個人和家庭命運,建功立業,光宗耀祖成為普遍的現象。當時,流傳著雁塔題名的習俗,即科舉考試得中后,把自己的名字題寫在大雁塔上,以示夸耀。
二、吟詩作賦
唐玄宗在位期間,在科舉考試中,增加詩賦內容。因而,上至皇帝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普遍以吟詩作賦為樂事、雅事。唐代詩人眾多,創作數量和質量遠遠超過前代。
三、飲茶之風盛行
我國是茶葉的故鄉,茶葉原產于我國南方。唐代時,茶葉開始傳播到全國各地,飲茶的風俗也開始普遍流行起來。飯后飲茶成為當時的風俗。
四、以胖為美
與今天的審美觀念截然不同,唐代是以肥胖為美的,認為肥胖像征著富足。所以,在對事物的審美判斷上,祟尚肥胖寬大。唐玄宗最寵愛的妃子楊玉環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胖美人。
五、騎馬出行
唐代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民族之間交往頻繁,聯系密切。在這樣的背景下,北方民族騎馬的風俗也傳入到內地,官員騎馬出行的風俗開始流行起來。
唐代的風俗也傳播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中,華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被稱為唐人街,有此可見唐朝風俗的影響廣泛而深遠。
六、唐代是“胡風”盛行的時代
主要有當時從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傳來的風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國時期南下的游牧民族遺留的社會風俗,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唐朝胡風盛行的局面。
唐代婦女的地位較高,在服飾中也有體現。貴族及宮廷女子多為半裸胸的寬松羅裙。裙腰系得較高,在腰腋之間。歌女服飾染色醒目絢麗,貴族染色富麗高雅。
七、道教和佛教發展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較為開放,中國傳統兩大宗教——道教和佛教都有較大發展。唐朝以道教為國教,王公貴族皆推崇道士。
并以《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經典著作開科取士。唐初高僧玄奘在翻譯佛教經典時期為了符合當時唐朝國情,大量吸收道教術語。
佛教經典巨著的大量翻譯以及中國僧人自身思想體系的逐漸成熟使得中國佛教在此時期得到了穩固的發展,中國佛教的各大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時期得以形成并發展成熟。
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景教和祆教隨著國際交往傳入中國。唐武宗時對佛教采取高壓政策,史稱會昌滅佛,使得除禪宗等少數佛教宗派外,其他宗派從此一蹶不振。
擴展資料: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認的中國最強盛的時代之一。公元618年五月,李淵稱帝,定國號為唐,李淵就是唐高祖。
李世民即位后改元貞觀,通過一系列改革使得唐朝走入鼎盛,史稱“貞觀之治”。后經歷高宗時期,武則天逐漸掌權,公元690年,武則天稱帝,改國號“唐”為“周”,稱圣神皇帝。
武后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唯一自稱皇帝的女人,前后掌權50余年。武則天死后政局一度混亂,后唐玄宗即位,而此時政治比較清明,經濟迅速發展,唐朝進入全盛時期,史稱“開元盛世”。
這一時期被認為是繼漢武帝時期之后,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二次鼎盛局面。唐玄宗后期放縱享樂,從此不問國事。后安祿山趁政治腐敗、軍事空虛之機和史思明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
唐玄宗逃到成都,太子李亨在靈武稱帝,是為唐肅宗,奉玄宗為太上皇。安祿山則自稱大燕皇帝,年號圣武。經過8年時間這場叛亂才被平定。唐朝元氣大傷,從此由盛轉衰。
唐朝后期有發生了牛李黨爭和宦官干政的局面,朝政更加黑暗,終于被藩鎮所滅。唐朝由于經濟發達,文化在當時也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
朝鮮、日本派來許多留學生到長安學習。唐朝同阿拉伯地區的友好往來,使綠寶石、胡椒、伊斯蘭教先后傳入中國。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畫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