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鄧稼先的關系
2023-03-10女性楊振寧與鄧稼先交往的相關經歷
大家好，小編來為大家解答以下問題，楊振寧與鄧稼先交往的相關經歷，楊振寧與鄧稼先之間的關系，今天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楊振寧和鄧稼先的關系？
楊振寧和鄧稼先既是中學同學又是好朋友，在世界科學界傳為美談。
9月22日下午，由清華大學、中國物理學會、香港中文大學聯合主辦的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賀楊先生百歲華誕在清華大學舉行。會上，楊振寧先生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為題發表了講話。楊振寧在講話中回憶他與好友鄧稼先的往事。
1971年，楊振寧首次訪問新中國，當時除了看望住院的父親，他還見了很多親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他最親近的朋友就是鄧稼先。
鄧稼先是楊振寧中學、大學、在美國的知心朋友，更是組織和領導我國核武器的研究、設計工作的“兩彈元勛”。
楊振寧看到美國報紙上說毛主席派了飛機到陜北把美國物理學家寒春接到北京幫助中國制造原子彈，在1971年4個禮拜的訪問之中，他一直想求證寒春參加中國原子彈的研發的故事是真還是假？但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楊振寧難以開口。??。
在快要離開中國的時候，楊振寧終于沒忍住向好友鄧稼先求問，想知道中國的原子彈是不是中國人自己造出來，沒有經過外國人的幫忙。
那年，鄧稼先給楊振寧寫了一封長信，說他驗證了中國的原子彈基本沒有外國人參與。在信的末尾，鄧稼先寫道：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當時，楊振寧沒看懂這句話。50年后楊振寧回應鄧稼先的信，他說：“我覺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鄧稼先說：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說，我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
分則各自為王??
鄧稼先和楊振寧的友誼，并沒有因為時間和地理的原因而沖淡，他們一直為著各自的目標而努力著。
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原子能事業進入了一個“卡脖子”的時代。當時的蘇聯單方面終止了兩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導致當時的中國“站在了一片廢墟之上”。一直從事核物理研究的鄧稼先不聲不響地扛起了這個重擔，成為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
鄧稼先帶領幾個大學畢業生，和尖端領域的科研人員一起，在資料少、設備差、時間短、環境惡劣等的重重困難之下，終于在1964年10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并在這之后的兩年零八個月的試驗后，成功制成了氫彈，成為中國核武器研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這一時期的楊振寧在獲得博士學位后，進入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與李政道合作。楊振寧在物理、數學上很有天賦，腦子也很靈活，也很喜歡鉆研，入學后一年，就與恩里克·費米共同提出了基本粒子的第一個復合模型。
后來楊振寧與李政道共同提出了宇稱不守恒理論，并且共同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后楊振寧在1964年加入美籍，并在1971年回到了中國，是美籍知名學者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人，也是因為他，有好多美籍華人學者，才開始回國探訪，為祖國的科技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以上內容參考?鳳凰網-楊振寧百歲演講 憶起鄧稼先：“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
鄧稼先與楊振寧之間的關系
揚振寧和鄧稼先是同鄉,初中同學,西南聯大同學,一起坐船去美國留學.后來兩人有著完全不通的價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揚振寧留在美國繁華世界,靠獲得諾貝兒獎,出盡風頭,晚年還不甘寂寞!鄧稼先當年毅然回國,為中...。
鄧稼先和楊振寧有著怎樣的深厚友誼？
1950年8月20日，鄧稼先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物理系取得博士學位以后，就以最快的速度辦好一切手續，乘坐“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返回祖國。他重回祖國參加建設的心情太急切了，竟沒來得及向楊振寧辭別。他相信還會有和楊振寧再談天說地的機會，誰知這一別竟是21年！從美國回來后，鄧稼先在錢三強、王淦昌領導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鄧稼先扎實的理論基本功很快就顯示了出來。他多次發表優秀論文，完成了多項科研任務。1956年，鄧稼先得到組織批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也是黨對他回國后工作成就和思想素養的充分肯定。1958年春天，他接到組織通知，奉命研制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從此以后，鄧稼先的名字就從公開場合和報紙、雜志等多種出版物上消失了。親朋好友甚至連他的妻子許鹿希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兒，只知道他在執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任何人都不得接近。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努力，鄧稼先和其他科學工作者終于使原子彈的蘑菇云在神州大地上升了起來。這時已經是1964年10月了。此時鄧稼先已經離別妻子和其他親朋好友長達六年之久了。然而，他們都不知道原子彈的試爆成功凝聚著他六年的心血。鄧稼先的岳父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許德珩老人。當他聽到我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消息后十分興奮。有一次，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嚴濟慈來拜訪他，他對嚴老說：“咱們中國人自己能夠造出原子彈了。這下美國佬再也不敢欺負咱們了。你知道是誰造出來的嗎？這個人真了不起。”“這個問題嘛，你以后去問你的女婿好了。”知道實情的嚴老用手拍著他哈哈大笑起來。許德珩老人似乎忽然領悟出了這話的意思，也跟著朗聲大笑起來。1971年，鄧稼先兒時的伙伴楊振寧從美國回來，提出要見這位21年沒見的老朋友，可是當時的鄧稼先正受到“四人幫”的迫害，被秘密囚禁在西北某地。楊振寧提出要見鄧稼先，周總理才知道了鄧稼先的危險處境，馬上叫人把他接回北京。在首都機場，兩位兒時的伙伴終于又見面了，然而此時此地，他們竟相見無語。楊振寧一直想打聽我國原子彈試爆方面的問題。可是，他知道這樣機密的事情鄧稼先是不會對他說的。于是，楊振寧準備從側面來問。去上海前，在首都機場，楊振寧問鄧稼先：“據說中國試驗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著搞的。這消息是否確切？”
這個問題使鄧稼先犯了難。如果說自己不知道，等于是欺騙朋友；如果否認，不等于說明承認自己參與了原子彈試驗工作嗎？他仔細想了想，決定來個緩兵之計，對楊振寧說：“你先上飛機吧，我以后再告訴你。”在楊振寧到達上海后，鄧稼先把這個問題向上級做了報告。最后周總理親自做了指示：“一定要讓鄧稼先如實告訴楊振寧，中國的原子彈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制造出來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鄧稼先得到總理的親自批示后，連夜給楊振寧寫了一封長信，告訴了具體內情，并派人立刻送到上海，轉交楊振寧。當楊振寧接到信，知道實情，竟百感交集，熱淚滾滾而下。中美建交后，楊振寧每次來華，都要與鄧稼先會面，暢談友情、學術理論和中國科學的發展。鄧稼先身患絕癥，楊振寧得到信息，特地從美國趕回來到醫院看望他，并送了一束極大的鮮花。
鄧稼先 楊振寧 關系
鄧稼先
鄧稼先(1924-1986)安徽懷寧人，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鄧稼先祖父是清代著名書法家和篆刻家，父親是著名的美學家和美術史家。“七七”事變后，全家滯留北京，16歲的鄧稼先隨姐姐赴四川江津讀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習，受業于王竹溪、鄭華熾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戰勝利后，鄧稼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
1948年10月，鄧稼先赴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物理系讀研究生，1950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在他取得學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國的輪船。回國后，鄧稼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1958年8月調到新籌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論部主任，負責領導核武器的理論設計，隨后任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核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副院長、院長，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被稱為“兩彈元勛”。在原子彈、氫彈研究中，鄧稼先領導開展了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完成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并參與指導核試驗的爆轟模擬試驗。原子彈試驗成功后，鄧稼先又組織力量，探索氫彈設計原理，選定技術途徑。領導并親自參與了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制和實驗工作。
鄧稼先和周光召合寫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研究總結》，是一部核武器理論設計開創性的基礎巨著，它總結了百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這部著作不僅對以后的理論設計起到指導作用，而且還是培養科研人員入門的教科書。鄧稼先對高溫高壓狀態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培養年輕的科研人員，他還寫了電動力學、等離子體物理、球面聚心爆轟波理論等許多講義，即使在擔任院長重任以后，他還在工作之余著手編寫“量子場論”和“群論”。
鄧稼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為了祖國的強盛，為了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他甘當無名英雄，默默無聞地奮斗了數十年。他常常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出現在最危險的崗位上，充分體現了他崇高無私的奉獻精神。他在中國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卻鮮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們才知道了他的事跡。
他主要從事核物理、理論物理、中子物理、等離子體物理、統計物理和流體力學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開始組織領導開展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對原子彈的物理過程進行大量模擬計算和分析，從而邁開了中國獨立研究設計核武器的第一步，領導完成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并參與指導核試驗前的爆轟模擬試驗。原子彈試驗成功后，立即組織力量探索氫彈設計原理、選定技術途徑，組織領導并親自參與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制和試驗工作。1979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前往醫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1999年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楊振寧
一、生平簡介
楊振寧(Chen Ning Yang 1922～)美籍華人，理論物理學家，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省合肥縣（含合肥市）。在西南聯合大學物理學系，在吳大猷指導下完成學士論文，1942年畢業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導下研究統計物理學。1945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學做研究生，深受E.費米熏陶，在導師E.特勒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1948年獲博士學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學教員，1949～1955年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該所教授，1966年任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愛因斯坦物理學講座教授，并任新創辦的該校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美國總統授予他1985年的國家科學技術獎章。1984年12月27日，北京大學授予楊振寧名譽教授證書。
二、科學成就
楊振寧對理論物理學的貢獻范圍很廣，包括基本粒子、統計力學和凝聚態物理學等領域。對理論結構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貢獻。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風格：獨立性與創建性強，眼光深遠。
1．在粒子物理學方面，他最杰出的貢獻是1954年與R.L.密耳斯共同提出楊-密耳斯場理論，開辟了非阿貝耳規范場的新研究領域，為現代規范場理論（包括電弱統一理論、量子色動力學理論、大統一理論、引力場的規范理論、……）打下了基礎。楊-密耳斯場方程最近被數學家S.唐納森引用，獲得了拓撲學上的重大突破。
2．楊振寧在粒子物理學方面的另一項杰出貢獻是：在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深入研究了當時令人困惑的θ-τ之謎——即后來所謂的K介子有兩種不同的衰變方式。一種衰變成偶宇稱態，一種衰變成奇宇稱態；如果弱衰變過程宇稱守恒，則它們必定是兩種宇稱狀態不同的K介子。但從質量和壽命來看，它們又應是同一種介子。——楊振寧和李政道通過分析認識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他們仔細檢查了過去的所有實驗，確認這些實驗并未證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在此基礎上他們進一步提出了幾種檢驗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的實驗途徑。次年，這一理論預見得到吳健雄小組的實驗證實。因此，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并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一項科學工作，在發表的第二年就獲得諾貝爾獎，這是第一次。
在粒子物理學方面，楊振寧的其他貢獻包括：費米-楊模型(1949)，與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論(1957），與李政道和R.奧赫梅合作的關于C（電荷共軛變換）和T（時間反演變換）不守恒的分析(1957)，與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實驗分析(1959)和關于W粒子的研究(1960～1962）。與吳大峻合作的CP（宇稱）不守恒分析(1964)，規范場的積分形式理論(1974)，與吳大峻合作的規范場與纖維叢的關系(1975)，與鄒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論(1967～1985)等。
3．在統計力學方面，楊振寧的貢獻包括：二維伊辛模型的自發磁化強度(1952)，與李政道合作的關于相變的理論(1952），與楊振平合作的關于數種模型的嚴格解(1966～1985)等。
4．在凝聚態物理方面，楊振寧的貢獻包括：與N.拜爾斯合作的對磁通量量子人的解釋(1961)，非對角長程序觀念(1962)等。
楊振寧于1971年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美籍知名學者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人。他回美以后，對促進中美建交、促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促進中美科學技術教育交流都做了大量工作。楊振寧受聘為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山大學等校的名譽教授，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楊振寧發表過約200篇科學論文和報告。
鄧稼先與楊振寧的關系
楊振寧和鄧稼先兩家可謂世交。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祖籍安徽合肥，留美歸國后，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授。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祖籍安徽懷寧，他專攻美術史，也曾在美國留學，被聘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合肥與懷寧本就相距不遠，又在千里之外同校供職，兩位教授備感親切，視為同鄉。他們兩家都住在清華園西院，相鄰而居，只有一墻之隔，關系相當密切。楊振寧生于1922年，是家中的老大。鄧稼先比楊振寧小兩歲，上面已有了兩個姐姐。他倆雖然不是親兄弟，卻因年齡相近，常在一起玩耍，情同手足。稼先和振寧真正成為 朋友，是在上了中學以后。他倆先后考進崇德中學，這是一座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振寧早兩年進校，他天資聰穎，才思敏捷，是個老師和同學都喜歡的“機靈鬼”。稼先也很聰明，但性格較為沉穩，待人忠實厚道，真誠可靠。這兩個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視對方身上的優點，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補充。在課余時間，他們常常形影不離，或是趴在地上玩彈球，或是在墻邊以手代拍，摹仿壁球游戲，或是在一起談天說地。兩人相處時，常常是振寧指手畫腳、口若懸河，稼先則是面帶微笑、洗耳恭聽。稼先的母親舐犢情深，時常做些可口的飯菜送到學校。每逢這時，他便叫來振寧一同享用。母親看著他們把食物吃光，再返回清華園。蘆溝橋事變，日本侵略者的槍炮聲打破了他們無憂無慮的學校生活，這對小友也被迫分離。楊武之舉家遷往昆明，楊振寧隨家南下。鄧以蟄因患肺結核咯血不止，只 留在清華，租了小房暫住。因為崇德中學是英國人所辦，日軍不敢貿然令其停學，所以稼先繼續讀了兩年，于1939年隨大姐鄧仲先也到了昆明。
二
北平淪陷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均遷往云南昆明，于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間，合并組建起西南聯合大學。這所抗戰期間名揚全國的高等學府，擁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教授，可謂群英薈萃。楊振寧于1938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本科學習結束后又進修兩年碩士研究生課程，所以他總共讀了6年。鄧稼先于1941年到達昆明后，也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在校學習4年。這樣，他倆共有3年在同校同系學習。戰爭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也給振寧和稼先造成更多的接觸機會。他倆相差三個年級，可是在野外躲避空襲的時候，卻可以隨時相伴了。當初崇德中學的一對頑皮小友，這時已成為英姿勃發的年輕大學生，他們的關系依然水乳交融。振寧志懷主遠。談吐中常以天下為已任，同學們俏皮地稱他“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又因他頭腦聰明，反應敏捷，外號叫“楊大頭”。稼先為人樸實忠厚，和善可親，同學們親昵地稱呼他“鄧老憨”或Pure （英文純潔、純真之意）。西南聯大的學習生活，對振寧和稼先一生都很重要。他們學到了豐富的物理學知識，也錘煉了意志，增強了友誼。他們親身體驗到民族被蹂躪的痛苦，決心掌握先進的科學知識，將來對富強民做出自己的貢獻。
三
1945年抗戰勝利后，楊振寧報考公費留學生被錄取，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鄧稼先在西南聯大畢業后，隨校北上，在北京大學任物理助教。后來，鄧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寫信征求振寧的意見，到美國哪所大學就讀較為合適。振寧經過仔細斟酌，建議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進修。原因是，一來此校離芝加哥很近，兩人可以經常見面；二來普渡大學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國理工大學的前10名之內，而且收費低廉，經濟上易于保證。
稼先采納了振寧的建議。正 這時振寧的弟弟振平要去美國上大學，于是楊父將振平托付給稼先，二人結伴而行，于1948年同乘一船到達舊金山。稼先將振平送到芝加哥振寧處。然后到普渡大學就讀。二次大戰結束后，世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人們認識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熱門學科。稼先和振寧不約而同地意識到，掌握 這門學問，是到達科學前沿的必經之路。兩人所選的專業都是理論物理，亞學科都是理論核物理，而且他們的博士論文也同屬原子核物理范圍。1949年暑假，稼先來到芝加哥，與振寧、振平團聚。三人同租了一間房子，一起游玩、散步、聊天，同溫兒時的情景，探討學術上的問題。這是他們在美國時間最久、玩得最盡興的一次聚會。在振寧和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著當時二人互相拍攝的照片。振寧已經取得博士學位，不久應聘去普林斯頓研究所工作。后來，他與在美國留學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兒杜致禮結為伉儷，并在美國定居，從事理論物理的科學研究。稼先此時正在撰寫博士論文。早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稼先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他有幾個要 的同學，都是地下黨員。
新中國誕生的消息傳到大洋彼岸后，鄧稼先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1950年8月20日，鄧稼先完成學業并取得博士學位，他沖破重重阻撓，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于8月29日就踏上了歸國的路程。在美國學習期間、振寧和稼先都是用兩年時間攻下了博士學位，他們都掌握了當時處于世界最前沿的理論核物理科學，為他們將來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鄧嫁先和楊振寧的故事 50字
鄧稼先和楊振寧是一生的摯友，楊振寧首次回國，點名要見鄧稼先。鄧患癌癥之后，楊在美國為他找特效藥。
1946年初秋，22歲的鄧稼先畢業后，被北京大學物理系聘為助教。次年，鄧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行前，他征求在美國就讀的楊振寧的意見，問到哪所大學就讀較為合適。楊振寧回信，建議他到普渡大學去，因普渡大學收費低廉而且理工科水平很高，他在信中還說：“此校離芝加哥很近，我們兩人可以經常見面。”后來，楊振寧還幫助鄧稼先申請到了普渡大學博士研究生的入學許可。
擴展資料：
1971年夏，闊別22年后，楊振寧與鄧稼先在北京相見了。這是楊振寧自1945年公費留學美國后首次回國訪問。彼時他離開祖國已經26年了。
剛下飛機，在貴賓室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員便請楊振寧開列了他要見的朋友名單。在北京，他要見的第一個人便是鄧稼先！
當時正值“文革”中期，政治運動搞得黑白顛倒，人人自危。即便是鄧稼先這樣執行秘密而重大使命的科學家也未能幸免。楊振寧沒有想到，此時他的出現，無意中也是無形中保護了鄧稼先，當然也等于幫助和保護了中國的“兩彈”事業！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鄧稼先
原子彈之父指的是誰?
鄧稼先，我國著名物理學家，原子彈、氫彈的主要組織者、設計者和研制者，人稱為“中國原子彈之父”。
鄧稼先祖籍安徽，生于北平清華園，畢業于北平崇德中學，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1948年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物理系，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回國，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副研究員。
1958年擔任核工業部第九研究院理論部主任，肩負起研制原子彈的偉大歷史使命。“文革”期間受到“四人幫”的迫害。1986年7月29日病逝于北京。
鄧稼先的幼兒時代是在清華園度過的。其父鄧以蟄教授是留美歸國人員，同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教授私交甚好，兩家同居于清華園西院。父輩間良好的關系也影響到了楊振寧和鄧稼先之間的感情。楊振寧僅比鄧稼先大兩歲，他們同在一所小學、中學讀書，只是相差兩個年級。
楊振寧天資聰穎，才思敏捷；鄧稼先則聰明中透著沉穩，為人厚道。他們常常在課余時間一起復習功課，一起游玩，一起海闊天空地閑聊。兩個人的成才經歷也出奇的相似。抗戰期間兩人先后進了西南聯大，后來又在美國相見，都獲得了博士學位。
從民族和世界的角度來看：如何評價楊振寧和鄧稼先當年的選擇？
做為一個優秀的技術人員, 楊振寧做的不過就是一個普通高學歷知識分子的選擇, 好環境,好待遇, 好生活.。并且在自己的領域把活做到極致.，做為一個普通人并無不妥, 但也就是如此了, 人生的境界到頭了。?但是鄧稼先就不同了, 他把他的名字鑄入在中華民族的核盾牌.。說到中國核武器歷史, 少不了鄧嫁先。本來他可以做出同楊振寧一樣的選擇，但他終歸把自己奉獻給了自己的民族， 這不是一個什么獎就能達到的境界。那時中國也不太會關心第一個獲取諾貝獎的華裔是誰, 因為我們根本不會認為中國人會比別人笨。
鄧稼先和楊振寧其實不僅認識，而且早年關系很好。
我一直都認為，作為高級知識和技術人才，特別是祖國很需要這些人才的時候他們“毅然決然”把自己的光和熱送給了別國、而且還是處處擠兌我們、技術封鎖我們的“不友好”國家，這樣的人不管怎么說，在道德上都存在瑕疵。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讓他們跟鄧稼先，錢學森們比比，瞬間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即視感。
我覺得袁隆平對整個人類的貢獻才是最大的。可是外國人知道感恩嗎？說楊振寧對人類整體的貢獻遠遠高于鄧稼先，那么請問，全世界感謝楊振寧的人有沒有中國感恩鄧稼先的人多？對全人類的貢獻固然是值得感謝和肯定的，但他的初衷就是這么無私的嗎？難道你敢說不是為了一己私利？畢竟人家能吸引全世界人才，靠的不是情懷，是美元！
左一：楊振寧，中間鄧稼先，拍攝于1949年芝加哥大學。
對于新中國來說, 對于中華民族在這個世界上站穩腳跟的角度來看, 楊老有多聰明是并不太重要的吧！也幸虧有鄧老等這些先輩, 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后一個可以合法擁有核武的國家和民族.。我個人還是相信科學家還是有國籍的， 沒有鄧老，我們還在被天天核威脅, 甚至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沒有楊老, 世界物理學界還是可以再出一個或一群人來完成楊老完成的貢獻。
鄧老完全可以像楊老一樣, 有更好的個人發展, 但他卻把自己生命和智慧獻給了自己的民族.。楊老在世界物理領域的地位, 那是物理圈的事兒.。相信在核武研發過程中, 我們要排除的困難,遠比其他四國多, 但是中國那時, 是真正的需要的核武的, 說簡單些, 有沒有核武對中國, 中華民族很重要, 但是能不能有楊老這樣的中國科學家, 對于中國人來說,并不重要, 最多就是證明我們不笨, 但是對于物理學界還是很重要的。
鄧老給中國, 中華大地上數億人的生活帶來的是和平與安寧, 培養出中國后續強大的核能研發隊伍, 讓中國在核能這塊領域到是比其他領域在當時更接近世界最前沿, 不用再天天挖洞, 備戰,而是能挺直腰桿與任何人對話加對抗。
我個人欽佩鄧老,并不代表就要貶低楊老在物理學上的貢獻。這也就是我一個普通人對兩位中國優秀科學家的態度.，鄧老的好多時間都用到了隊伍的建設中，楊老更多是用到的是對一種未知探索.。當下看, 楊老比鄧老看的遠, 厲害很多,但是從遠可持續方面來看, 個人還是欽佩鄧老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貢獻。
黃昆、鄧稼先、黃宛、周光召、楊振寧（從左至右）游覽北京頤和園時合影。
普通中國人銘記鄧老, 是因為鄧老為中華民族打造出連上帝都害怕的核武器。我們在地球, 可以不用處處仰核武國家的鼻息.，朝鮮戰爭時, 美國對中國也不是沒有發出核威脅.。同樣都是在美國的中國科學家,卻做出做不同的選擇, 怎么能不感恩鄧稼先. 他在美國,可能學術造詣不如楊振寧,但肯定也是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
還有就是沒有楊振寧, 全世界物理學界可能就是多走些彎路.。愛因斯坦不也有豪言說： 沒有他, 廣義相對論再晚五十年么？ 沒有楊振寧, 全世界物理也就是再晚個百八十年, 又怎樣?沒有鄧老, 中國人在很多事情是沒得選的.，看看日本吧。 美國能養肥日本一億人, 能養肥比他多3倍人口的中國人么?對于中國人來說, 擁有自己核武及其他核能力就是一個執念！日本是第一個挨核的, 但在朝鮮戰爭期間, 美國也是提過核威脅的。那個時候, 中國只能抱蘇聯的大腿而沒有別的辦法。廣場協定, 日本也不傻, 也不想簽, 里根給的威脅條件就包括：取消對日本的核保護這個條件。并且我們現在好像還對烏克蘭提供了核保護為條件, 以便烏克蘭銷毀自己繼承的核武。個人感覺, 這個就是現實的是民族自信.，是我們向別人保護, 而不是被保護。
楊老的理論在這些場合下, 都不會對中國有什么作用。另外, 沒有楊老, 最可能就是推遲多少年以后, 物理學科才能提供這些理論罷了。但是如果當時中國沒有核武的話, 可能中華民族為了自己的獨立還要摸索很久。楊老是一個優秀的物理大師, 但是鄧老在物理方面的學術造詣也不是隨便就被別人比下去的.，但是鄧老為中國, 為中華民族建立的自信, 是對這個民族不可估量的寶貴財富。你可以說楊老是物理學界不世出的天才大師, 這個沒有問題. 但鄧老對于中華民族來說, 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和智慧財富, 可能鄧老的學術最終沒有達到楊的境界, 但是鄧老為中國物理學界的做出的貢獻應該遠比楊老的影響全面和深遠吧.。畢竟一個是點撥, 一個是扎根。
我個人沒對楊老的個人品行或行為進行評論, 只是站在一個中國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解讀這兩位科學家對中國的重要性。聽說, 楊老在中國的高速電子對撞機方面也是有貢獻的，但是如果沒有鄧老他們那些人, 幫中國打好相關的工業基礎和人才隊伍, 我們也消化不了楊給的建議。
個人猜想, 如果鄧老他們把中國的物理學, 堪堪帶到70分的水平, 楊老卻能幫中國提升到80分, 沒有楊, 我們這10分還要摸索很久.。但是沒有那70分的基礎, 楊就是想幫中國也幫不了，人家當時是美國人, 人家無論出于何意, 想幫也是有心無力呀, 畢竟你讓一個5分的學渣去承接100+分學霸的知識傳遞, 有點朽木不可雕也的感覺。
鄧稼先是我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
楊老在自己的領域證明了自己的厲害， 這個也不是我能置喙的.，這是事實, 但這個更多是人家個人的榮譽, 算團隊也是人家美國那邊的功勞呀！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 那就是鏡花水月。中國大陸沒諾獎前, 我們死臉把人家往自己圈子上拉, 往自己臉上貼, 更多是想證明中國人不比外國人笨, 但是人家物理領域的人都會這這么認為么? 更多是中國人自己一廂情愿罷了。
楊老和鄧老的選擇不同, 當然造成了我對二位科學家的態度有區別, 楊老一個很厲害的科學家, 據說成績不輸于愛因斯坦, 為物理學的發展提前多少年指明了道路.。鄧老，一個把自己一生奉獻給新中國的優秀科學家, 他們為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讓中國人從此不會再生活在被核威懾的世界中，并且我們還能以此為烏克蘭提供核保護, 以此來換烏進行核武的銷毀。
他們的才華和智慧, 我個人看來, 鄧老的生命和智慧更多是屬于中國, 楊老是優先為美國做出貢獻, 更是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物理分支我也分不太清), 現在改回國籍。兩位在物理界的功勞,我可沒有進行一丁點質疑。
我認為鄧老對新中國貢獻巨大，但說實話，他們所做的，也就僅僅是工程師的工作，把已經研究證明的理論，變為現實，加以利用，把別人做過的事情，在我們國家再做一遍。只不過當時國家的狀況，這個過程面臨了巨大的困難和挑戰，也具有重要的意義。而楊這樣的理論物理學家，他們不是簡單的技術人員，也不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工程師，他們處在全人類對自然真理探尋的最前沿，面對的是完全未知的領域。他們做出的貢獻，從來都不會局限于某一個國家民族，而是全人類。
憔悴的鄧稼先（看了令人心酸的一幅照片）
回到價值觀這個問題，有的人認為楊老是貪戀美國的優良物質條件。但其實，理論物理這個領域，從來都不是一個注重實利的方向，很可能你研究一輩子，什么成果都得不到。其實他單純的只是想繼續他的理論物理研究而已，當時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不可能給他這個條件。再者，國家當時的狀態是大補課，需要的是大量工程技術人員來縮小差距，不是楊這類的理論探索領域的人才。
說穿了，在那個年代，楊老和鄧老都是選擇了各自的最優解：楊老留美繼續他的理論研究，鄧老回國，充分發揮了他在工程領域的能力，為國效力的同時，也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如果當時兩個人的選擇反過來，最可能的結果就是：楊回國后發現什么條件都沒有，自己的領域內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改行做一個蹩腳的工程師，能做出一些貢獻，但肯定有限。而鄧呢，可能就埋沒在美帝的眾多科研技術人員隊伍中，小富即安的默默無聞過一輩子了。
楊老的工作奠定了現在物理學研究的大方向，學術成果不看初衷，不看人品，只看結果，鄧稼先被銘記被感謝僅僅是因為中國人的民族情懷，但楊振寧會因為他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杰出貢獻而被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學研究者紀念，他的名字將和玻爾、費米、愛因斯坦一樣牢牢篆刻在現代物理學的豐碑上，不論楊老的初衷是什么，他對于人類文明的推進作用遠遠大于鄧稼先。
沒有愛因斯坦等人的物理理論研究，能有我們的核彈嗎？楊鄧兩人確實不好對比啊！如果就目前來說，在國內的貢獻，鄧要高；在物理學界，楊的貢獻高。從長遠來看，楊的理論未來可能會推動我們國內乃至全球的技術進步。沒必要詆毀他們了，都是偉大的人！
鄧稼先和楊振寧的情義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學有一雙童年時期的好朋友，大兩歲的是楊振寧，小兩歲的是鄧稼先，他們分別是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楊武之和哲學系教授鄧以蟄的孩子。數十年的友誼是從逮知了的大樹上，從彈玻璃球的泥地上開始的。這友誼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即將回國的鄧稼先與楊振寧、楊振平兄弟倆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鄧杳無音信。
1972年，楊振寧第二次來華。有關部門批準鄧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舊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來木工，把鄧稼先的一個舊書櫥打磨趕制，又匆匆裝上一面穿衣鏡，使之一天之內就變成了一個“嶄新”的大衣柜；破舊的地板上了蠟，又有人從辦公室扛來沙發，送來了良種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戲臺上置景。鄧稼先默認了。
楊振寧來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電影，把人們都引到電影場上。樓里顯得別樣的清靜。楊振寧一進屋門，環視片刻，便徑直向書架走去。這已是一個純粹的醫學專家的書柜，除了最顯著位置上的兩本毛澤東著作和厚厚一疊特意擺放的祖國風光明信片。
楊振寧回過頭來，含笑的眼睛頗有意味地盯著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從美國報紙上關于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報道中看到了鄧稼先的名字。他不愿點破，只是微微地點點頭，像在說，你收拾得很干凈。
這次會面的氣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會面要自然和活潑得多。那一次是在賓館，大概這一次畢竟是在家中。楊振寧吃著西瓜，喝著汽水，一會兒直言不諱地評論中國“不能調動人的進取心”，一會兒說起他在美國搜集的中國“文革”街頭小報，一會兒又談開了聯邦調查局。忽然，他問：“這是你們的家嗎？”
“是，是，”鄧稼先用事先統一過的口徑回答，“是許鹿希醫學院的宿舍。”
“怎么沒有兒子的床？”楊振寧聰明過人。
兒子的床的確在布置“客廳”時拆了。鄧稼先沒料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會看得如此精確。還是許鹿希反應敏捷，她忙打掩護：“兒子在爺爺家住。”
后來鄧稼先又請楊振寧吃了一次烤鴨。和他在一起，鄧稼先總感到有點緊張。他害怕童年時代的朋友會突然問起他的工作。可是楊振寧像是忘了這樁事。兩個物理學家都在有意選擇非物理學的話題。
這出戲直到楊振寧離北京去上海時才結束。鄧稼先去機場送行，當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機坪時，楊振寧回轉身，沉默了一會兒，終于問：“稼先，我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搞的，他叫寒春，這是真的嗎？”鄧稼先的神情驚愕起來，他激動地張了張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會兒，他才說：“你先上飛機吧。”
飛機騰空不久，鄧稼先馬上向上級報告并請示了他遇到的提問。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可以告訴楊先生，中國的原子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的。
激動萬分的鄧稼先迫不及待地寫了封信，立即交專人乘民航班機趕往上海。楊振寧是在上海市“革委會”為他餞行的宴會上接到這份急件的。當他拆開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鄧稼先的筆跡———“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時，淚水奪眶而出。
1957年，當楊振寧赴瑞典接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評委會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說稿。楊振寧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寫。”評委會說：“中文演說稿無法排印。”他堅定地回答：“那就請復制我的手稿。”
楊振寧常常從美國飛來。鄧稼先的家是他平靜而溫暖的港灣，在鄧稼先的身邊是自由的。
———你給我找輛自行車！
———干什么？
———我們一塊兒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讓嗎？！
———真遺憾。那我們談點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規范場論？
常常，他倆的談話就是一張紙一支筆。
那天在仿膳，席間，輕松的談話之余，楊振寧忽然問：“稼先，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人用了七年，蘇聯人用了三年多，英國人用了四年，法國人用了八年，為什么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
鄧稼先沒有說話。他的神色突然變得嚴肅了。他知道這是楊振寧在心中憋了許久的一個問號，一縷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無法滿足朋友的探究心愿。這不是一個人的秘密，是一個民族對于世界的秘密。沉默，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間的沉默。
出仿膳，鄧稼先夫婦陪同楊振寧到北京圖書館，楊振寧要查閱一本古籍珍本。許鹿希后來隱約記得，那是一本中國古代哲人的著作。楊振寧查閱完畢，在許鹿希的小本上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似至晦實至明似至難實至易似至繁實至簡。1986年5月30日下午，楊振寧去醫院看望術后不久的鄧稼先。當他滔滔不絕地對鄧稼先談起世界前沿科學的進展情況時，鄧稼先的額上正沁出一粒粒虛汗。
6月13日，是楊振寧離北京回美國的日子，他又一次來到醫院。兩雙手———打墻球的手，寫物理公式的手———握緊又握緊———是真正的告別，不再是“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