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闕上書發生在什么時候
2023-03-06影視救國救亡的伏闕上書發生于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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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勤王兵是怎么回事兒
滅遼以后，金朝已無后顧之憂。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太宗便下詔伐宋。金軍以完顏杲為都元帥，其下兵分兩路：完顏宗翰（粘罕）為左副元帥，攻太原；完顏宗望（斡離不）為右副元帥，攻燕京，而后兩路會師宋朝都城開封。其時，領樞密院事童貫以兩河燕山府路宣撫使正在河東，聽到金軍南侵的情報，竟以赴京匯報為名丟下軍隊、防區和人民逃之夭夭。
十二月，宗望大軍直逼燕京，郭藥師劫持知燕山府蔡靖等投降金軍。這個寡信無義之徒建議宗望，宋朝河東精兵受到宗翰的牽制，東路軍正可乘虛攻下河朔，并愿親任向導。但東路軍南進并不順利，在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縣）一再受挫。西路軍在十二月也攻到了太原城下，卻遭到了張孝純與太原軍民的殊死抵抗，宗翰分兵為二，一部分繼續圍城，一部分向東挺進，以確保會師東京。
金軍南侵前夕，宋朝那些大臣嚴密封鎖消息，因為徽宗下過“不準妄言邊事”的御筆，更兼郊禮在即，他們唯恐妨礙自己的推恩。直到這時，徽宗才感到事情嚴重，下罪己詔，數說了自己即位以來的種種不是，下令廢花石綱、應奉局等弊政，要求天下官僚士庶直言時政，希望天下方鎮郡縣率師勤王。但一切都晚了點。
徽宗派陜西轉運判官李鄴使金求和，但金人不改變攻宋的既定方針。李鄴徒勞而返，卻長金軍之威風，滅宋朝之志氣，說金軍“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開封軍民憤然叫他“六如給事”。
二十三日，徽宗匆忙擅位給長子趙桓，自稱教主道君太上皇帝，聲稱今后除道門事外，一切不管。這年徽宗才四十三歲，正當年富力強之時，便早早決定自我下崗，不負責任的把一副爛攤子撂給兒子。趙桓即宋欽宗，數日后就是新年，他宣布改為靖康元年（1126年），乞求能保佑國家安定太平。
正月初一，欽宗下求言詔，讓中外官僚士民直言時政得失。盡管欽宗下詔加強黃河防線，但駐守黃河北岸黎陽津（今河南浚縣東南）的守將梁方平日日酣飲。二日，見宗望大軍已攻陷相州（今河南安陽），便倉皇逃遁，南岸宋軍也望風而逃。金軍在五天內安然渡河，譏笑南朝可謂無人，倘若一二千人扼守住黃河天塹，豈能得渡！
三日，欽宗下詔親征，以新任兵部侍郎李綱為東京留守，自己仿真宗澶淵故事，似乎欲與社稷共存亡。但次日宰執們建議他出奔襄鄧，暫時避敵，他即表同意。李綱以為，舍此而去，天下將無安身之處，激勵軍民，京師豈有不守之理？并指出宰執白時中、李邦彥責無旁貸應該領導開封保衛戰。白時中反問李綱能否出戰，李綱表示愿以死報國，只是人微官卑難以服眾，欽宗任命他為尚書右丞，位居執政。
正月四日，徽宗借口去亳州太清宮進香還愿，攜帶皇后與部分子女，由蔡攸隨從，前往江南避難，走到泗州，高俅、童貫等也趕來扈從。徽宗出逃，讓欽宗再次變卦，他打算逃往陜西。李綱一再苦諫，說萬一金軍得報，健馬奔襲，何以御敵？欽宗這才打消去意，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把統兵抗金的事都委托給李綱。
李綱臨危受命，僅用了三四天就鞏固了東京防務。七日，金軍打到東京城下，向好幾個城門發起進攻。出乎金軍意外，宋軍防守嚴密，金兵死傷累累而不能得手。
宗望遣使入城，要求宋朝派出大臣與金議和。欽宗求之不得，即派同知樞密院事李棁回使金營，談判和議的條件。宗望回復的條件是：宋帝尊金太宗為伯父；燕云漢人悉歸金朝；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歸金朝；宋納犒軍費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錦緞一百萬匹；以親王、宰相作人質。李棁不敢作主，回城復命。
宰相李邦彥力主全部答應，免使京城受刀兵之苦。只有李綱強烈反對，指出只要再堅守幾天，勤王大軍就會云集而至，金兵孤軍深入，必將向宋求和。見大臣們多傾向李邦彥一邊，李綱憤然表示要離職出朝。欽宗還仰仗李綱守城，便好言撫慰，答允議和之事慢慢商量。
但李綱離朝部署守城時，欽宗就派使者帶誓書赴金營求和，答應納幣、割地、遣質等所有請求，誓書已改稱“伯大金皇帝”。隨后，欽宗命宰相張邦昌為計議使，異母兄弟康王趙構為人質，前往金營。
中書侍郎王孝迪奉命勒索民間金銀，出榜恐嚇京城人民說，倘不交出財物，進軍坡稱，“男子殺盡，婦女虜盡，宮室焚盡，金銀取盡”。老百姓氣憤地叫他“四盡中書”，與李鄴的“六如給事”配對。
正月十五日，勤王兵陸續抵京，名將種師道也在其中。欽宗召見，問以國事，他以為女真不知兵法，豈有孤軍深入別國之境而能安然返歸的；京師城高糧足，只要嚴密防守，金軍日久必困。他反對割地求和，但同時表示自己只以軍事聽命于皇帝，其他事不想過問。
李綱任命了四壁統制官，擘畫防務，守城形式為之一振。他請求統一指揮種師道的軍隊，但欽宗卻讓種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兼京畿兩河宣撫使，姚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并交代李綱的親征行營司與種師道的宣撫司不能互相侵權。統兵權既分，指揮權不一，李綱便不能從容貫徹其守城方略。
種、姚同為西邊豪族，各出了不少將才，種氏三代有種世衡、種諤、種詁、種師道、種師中，姚氏祖孫則有姚兕、姚雄、姚古、姚平仲。師道持重，以為京城形勢，作戰兵力略有不足，守御則綽綽有余。平仲急于建功，以士兵請戰為由，說動欽宗實行劫營之計，李綱對此舉也不反對。
二月一日夜，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實施計劃，因走漏消息，反遭迎擊。損失雖不嚴重，但他唯恐受到種師道責罰，竟棄軍亡命。種師道原不贊成劫營，現在以為倒不如將計就計，每天派兵騷擾，不出十日，金兵必退，但被李邦彥拒絕。
宗望遣使向欽宗施加壓力，追究劫營的責任，李邦彥完全推給李綱和姚平仲。欽宗的恐金癥再次發作，罷免了李綱和種師道，撤銷了親征行營司，遣使謝罪，交割三鎮。
消息傳出，群情激憤。二月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千余諸生伏闕上書，軍民不期而至者數萬（一說十余萬），要求罷黜李邦彥，復用李綱、種師道，反對割地乞和。這是一次永垂史冊的學生運動，其偉大悲壯與東漢黨錮之禍中的太學生可以媲美。
太學生們堅持和平請愿，但出于義憤的軍民不可能那么溫良謙恭。群眾把登聞鼓抬到東華門外，擂得震天價響，把鼓皮都擂破了。他們見李邦彥下朝，圍上去怒罵：“你這浪子，豈能作宰相！”揀起瓦礫擲他，嚇得他坐上婦女的小轎，狼狽逃竄。其他主和大臣也遭到詬罵和毆打，前來宣諭詔旨的宦官被憤怒的群眾殺死。
開封府尹王時雍派數十衛兵團團圍住陳東，指責學生脅迫中央。學生反駁道：“以忠義要求朝廷，不比你們以奸邪要挾天子強多嗎！”陳東挺身于斧鉞之間，凜然無懼。有人勸他逃生，他說：“我一走，你們就得受戮。我今天這頭已在地上了！”欽宗自知大義有虧，眾怒難犯，更擔心強敵壓境，內亂再起，只得宣布李綱、種師道復職，并讓李綱出面安撫請愿的學生，平息了這場風波。
金帥得知主戰派占了上風，大兵久困堅城之下，而宋朝勤王兵在外圍聚集，自己將處于內外夾攻的危險境地，后果堪憂，便萌生退意。十日，欽宗更換人質，換回了趙構與張邦昌，將同意割讓三鎮的詔書送給金帥。這天，金軍帶著勒索到的金銀引兵北去，開封被圍近四十日終于解圍。
但是，以學生為先導、以廣大軍民為后盾的靖康請愿運動嚇壞了統治者。請愿當天，就有數十名“亂行毆打”的所謂“暴徒”，被當局梟首通衢，用以殺雞儆猴，震懾群眾。金軍撤退以后，李邦彥、李棁、王時雍等主和大臣指控以陳東為首的太學生“意在生變，不可不治”，王時雍還派出數百人到太學窺探學生動靜，甚至打算趁其不備，把學生都逮捕處死。太學生們聽到朝廷要秋后算賬，不告而去者占了一大半。國子司業（相當于后來的教育部副部長）黃哲動用學規開除那些離學的學生，其他太學生憤然要求將自己一起開除。
唯恐再次激起學潮，欽宗在金軍撤后也趕到割地求和有點委屈，便承認學生請愿是忠義愛國行為，命著名學者楊時兼任國子祭酒（相當于教育部長），前去安撫學生，動員復學。宰相吳敏認為陳東無非鬧而優則仕，建議朝廷授以太學錄，先行收買，再行罷免。陳東五次上書，堅決反對，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帶頭請愿完全處于憂國憂民，并不夾雜私心。
實際上，“二五”請愿已是陳東領導的第二次請愿活動。早在一個多月前，欽宗即位第四天，陳棟就率數百太學生伏闕上書，要求朝廷嚴懲“六賊”。欽宗打算派人秘密處決他們，但其時童貫、蔡攸已隨徽宗南下，投鼠忌器，唯恐他們萬一挾持徽宗另立朝廷，后果將不堪設想，只得暫時作罷。靖康元年正月，欽宗下詔，將王黼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李彥抄家賜死，朱勔放歸田里。王黼在押往貶所途中，被開封府秘密派人處死。數日后，梁師成貶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途中也有詔賜死。
再說徽宗南逃，車駕渡江，在鎮江營繕宮室，建造庭院，做久居之計，每月花銷竟達二十萬貫。更令欽宗不滿的是，徽宗并不想全部放棄君權，鎮江行營儼然另一朝廷。在朝臣紛紛要求下，欽宗鑒于“自江以南，詔令不行”，便派出太上皇帝行宮迎奉使敦促徽宗回朝。四月三日，徽宗一干人等悠然自得返回京城，似乎什么戰爭都沒有發生過，他只是做了一次江南之旅。回京以后，徽宗又提出親赴洛陽募兵，欽宗斷然拒絕，并驅逐了徽宗的侍從，以確保一個中心。
其后，要求懲辦蔡京父子與童貫的呼聲不絕于朝野。欽宗先后貶朱勔于循州（今廣東龍川），貶蔡京于儋州（今海南儋縣），貶蔡攸于雷州（今廣東海康），貶童貫于吉陽軍（今海南崖縣）。七月，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數日無人收尸；童貫在押送路上被下詔處死，首級送回東京示眾；九月，蔡攸與朱勔也在貶所被處死。
欽宗懲辦六賊當然是大快人心的，但在其他方面卻令人大失所望。金兵一退，他以為危機已過，把種師道罷為宮觀使，讓他賦閑，聲稱其老邁“難以再用”。御史中丞許翰上奏以為師道“智慮未衰”，應該復用，這才讓他出任何東河北宣撫使。師道建議集中關陜、兩河之兵，扼守黃河以北的軍事要地，阻遏金軍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欽宗命李綱代替種師道，去解太原之圍，將他排擠出朝。欽宗讓前線武將直接聽命于己，李綱根本指揮不動軍隊，被迫提出辭職，欽宗就以“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的罪名，將他一再貶官，安置夔州（今重慶奉節）。欽宗以為和議可恃，不思戰備，反而壓制抗金輿論，以至民謠一針見血的說：“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
另一方面，欽宗與徽宗父子芥蒂難消，在權力問題上勾心斗角，痛失半年備戰的大好時機，坐視北宋的最后覆亡。當時有《九不管》民謠揭露了欽宗在朝政上本末顛倒，例如，“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河東，卻管陳東”，就是諷刺朝廷不抓當務之急兩河邊防，卻處心積慮的對付陳東與太學生；再如“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就是嘲笑欽宗不以對付金太祖的二太子宗望為頭等大事，卻與徽宗明爭暗斗，急匆匆將自己不滿十歲的兒子立為皇太子。
靖康宰執多出蔡京、童貫之門，根本難系天下之望，有一個李綱而不能用。欽宗性又多變，白時中、李綱、種師道、姚平仲都能說服他，毋怪連逃守戰和的基本決策都游移不定。金人就毫不掩飾的對宋使說：“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南宋的呂中一針見血批評靖康之政，“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
金軍雖迫于形勢暫從開封撤圍，在打交道中卻看透了對手的腐敗無能。當年八月，宗翰、宗望再次分東西路進攻宋朝，進攻路線對他倆來說已完全熟門熟路。
西路軍再次猛攻太原。太原軍民在知府張孝純、副都總管王稟率領下，又一次讓強敵受阻于堅城之下。九月，因內無糧草，外無援兵，太原三軍煮弓弩皮甲充饑，老百姓吃萍實草茭，甚至人相食。這座堅守近九月之久的河東重鎮終于陷落，王稟投水殉國，張孝純被俘降金。
十月，宗望率領的東路軍越過中山府，攻陷了真定府（今河北正定）。這時，李綱被貶，種師道剛病死，欽宗派康王趙構和王云為割地請和使，前往金軍大營乞和。趙構行至磁州（今河北磁縣），守臣宗澤力勸他不該冒險北上，他應相州知州汪伯彥之邀只身南下。
十一月，金西路軍抵達河陽（今河南孟縣），見南岸有宋將折彥質率大軍十二萬布防，便虛張聲勢取戰鼓數百，徹夜敲擊，宋軍不戰而潰，金軍安然渡河。金東路軍在恩州古榆渡（今河北清河西）過河，向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挺進。
一過黃河防線，金帥就遣使東京，通牒欽宗盡割兩河，兩國以黃河為界。欽宗滿口應允，即派聶昌、耿南仲分赴宗翰、宗望軍前交割。聶昌在絳州（今山西新絳）被憤怒的軍民殺死。耿南仲行至衛州（今河南衛輝），見鄉兵差點殺了金使，倉皇逃往相州。
閏十一月初，兩路金軍會師東京，開始大規模攻城。欽宗這才再次想起李綱，驛召他進京領開封府，但他還在中途，東京就陷落了。與此同時，欽宗派人持蠟書前往相州，任命趙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讓他與河北守將火速帶兵入援京城。
時值隆冬，開封有禁軍、勤王兵與民兵近二十萬，御寒衣薄，在城頭瑟瑟發抖，欽宗視察后仍舍不得動用國庫布帛。欽宗病急亂投醫，相信術士郭京的胡言亂語，說能用撒豆成兵的“六甲法”生擒敵帥，掃蕩金兵，只須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但郭京聲稱“非朝廷危急，決不出師”，遲遲不肯出招。二十五日，城破在即，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催促他出戰。郭京命守城軍民退下城頭，驅七千七百七十七名“神兵”出宣化門迎敵，誰知一觸即潰。郭京借口下城作法逃之夭夭，金兵卻乘虛攻入了開封城。
次日，欽宗遣使金營乞和，宗翰、宗望要求：一是割地，一是徽宗前去“相見”（實際即作人質）。欽宗表示太上皇有病，自己愿意代往，二帥讓他到宗翰駐軍的青城聽命。欽宗在青城齋宮被扣三天，這里原是宋朝皇帝祭天前夕齋戒留宿之處，如今卻成為他的臨時囚所。十二月二日，欽宗在青城齋宮向金軍二帥獻上降表，受盡凌辱，才被放回。
盡管如此，徽、欽二帝還心存僥幸，希望金軍能保留趙氏社稷。金帥也摸透了他們的心理，并不立即俘虜他們，而是先讓他們下令收繳城內的馬匹、武器，剝奪宋朝的反抗能力；而后讓他們為金軍搜刮京城官府和民間所有的金銀財物。此外，金軍還索取給金太宗的貢女三千名，犒賞金軍的少女一千五百名，不僅民間婦女難逃魔爪，連不少宮嬪都投水自殺。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宗翰、宗望將欽宗與親王、宰執大臣等再召到青城，把他們囚禁起來。二月六日，金帥命欽宗在青城金營中跪聽金太宗詔書，宣布徽宗與欽宗廢為庶人，另立別姓“以王茲土”。而后就下令剝去欽宗的帝服，在旁的禮部侍郎李若水上前抱住欽宗不讓脫衣，大罵金帥：“你狗輩不得無禮，這是大朝真天子！”宗翰惱羞成怒，毒打不止，若水罵不絕口，最后被砍了脖子割斷舌頭，壯烈而死。
次日，徽宗與皇帝宗族也被押往青城金營。徽宗對金帥哀求，說自己愿遠赴金朝，只希望能讓欽宗到廣南一小郡奉祀祖宗，宗翰聽都不愿聽。得知金軍將立異姓，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在四天里先后連上七書，先是要求復立欽宗，再是請求在徽宗其他諸子中另立賢者，最后懇求留欽宗的皇太子監國，宗翰不僅一概不答應，反而逼其交出皇太子，進而拘捕全部宗室，免得將來復辟。
在金軍的斧鉞下，二月十一日，宋朝百官集議另立異姓天子的問題。有人以為，為了不讓金軍屠城，不如推出一人應命，大家推舉靖康元年做過兩個月宰相的張邦昌。兩天后，金軍事先宣布有異議者將押赴金營，東京城里的大小官員、僧道、耆老、軍民被迫簽名表示“擁戴”張邦昌。
三月七日，是金帥為張邦昌行冊命禮的日子。張邦昌打算自殺，有人說他被推舉時不死，現在卻要讓一城生靈涂炭，他這才作罷。他的傀儡政權國號“大楚”，與金以黃河為界。在冊立儀式上，張邦昌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愿叛立。他做傀儡皇帝時，始終不立年號，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賀，不用天子禮儀，大內宮門都貼上“臣張邦昌謹封”的封條。凡此種種，并不都是裝模作樣，表明他確實事出無奈，與后來偽齊皇帝劉豫有所區別。
四月一日，金軍押著大批俘虜和戰利品啟程北撤。俘虜包括宋徽宗、欽宗父子和他們所有的皇后、嬪妃，皇太子、親王、公主，宗室、外戚、宰執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藝、工匠、娼優等各色群眾，共計十余萬人。戰利品包括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馬一萬匹以及法駕、鹵簿、車輅、冠服、法物、禮器、祭器、樂器以及其他文物、圖書等，不可勝計。
行前，金軍焚燒了開封城郊的房屋，而開封城內早就形同廢墟，老百姓餓死者日以萬計，連一只老鼠都賣到幾十文錢，人相食的慘劇也時有所見，再也找不到孟元老筆下的那些繁華景象。
徽、欽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歷盡折磨，受盡屈辱，皇后受到隨隊金兵的性騷擾，離隊小解的嬪妃遭到金軍的強暴。次年八月，徽、欽二帝被輾轉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們除去袍服，朝見金朝祖廟，行獻俘之禮，封宋徽宗為昏德公，封宋欽宗為重昏侯。他們的后妃三百余人沒為奴婢，為今人浣洗衣服；其他婦女配給金軍作為性奴隸，男子則在冰天雪地里服苦役。
建炎四年（1130年），他們被遠徙到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徽宗在紹興五年（1135年）死在當地，年五十四歲。紹興十一年，金熙宗追贈徽宗為天水郡王，改封欽宗為天水郡公。紹興二十六年，欽宗也死在五國城，年五十七歲（欽宗卒年，《金史·海陵紀》記之甚確，但金方遲至紹興三十一年才通報宋朝，《中國歷史大辭典》據此系為卒年，顯誤）。
經歷靖康之變的人，都不會忘記這場民族的災難、禍亂和恥辱，也稱其為靖康之難、靖康之禍和靖康之恥。于是，就有刻骨銘心的雪恥情結，“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在南宋凝聚成揮之不去的“恢復”意識。
民國時期有人寫了這樣一封信：“共和病國，烈于虎狼，綱紀蕩然，國亡無日。近聞伏闕上書勸進者不啻萬余人
A
試題分析：材料中的“項城”是袁世凱的字，所以可以推測出材料內容應于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的內容相關。材料中的“共和病國，烈于虎狼，綱紀蕩然，國亡無日”表明作者是反對革命的，所以“重睹開日”的意思是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
【急】這句怎么解釋
黃潛善就用話來激怒高宗皇帝，說不趕快殺掉陳東等人，又有鼓動眾人伏闕上書的事發生。
原全文和全文解釋如下：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于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后，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于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種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也。”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1，眾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眾臠而磔○2之。于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
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3，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
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4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
“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其尸。
瘞○5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
解釋：
陳東，字少陽，是鎮江丹陽人。年輕時就有很好的名聲，豪爽灑脫，恃其氣概不肯屈居人下，也從不因身處貧賤而自感哀傷。那時，正是蔡京、王黼掌權。人們沒有哪個敢講他們的，只有陳東毫不隱諱敢于直言。宋欽宗即位后，陳東帶領一批人跪伏在宮闕下向皇帝上書請愿，上奏說：“蔡京在幕前壞亂國事，梁師成在背后耍陰謀，李彥在汝州掠奪民田，與百姓結怨，朱勔搜羅江浙奇石異卉為害東南二十多年，王黼和童貫與遼、金勾結，開始形成了邊界上的沖突。應該殺掉這六個國賊，把他們的頭在四處示眾，以此來平息民憤。”言詞極其憤慨真切。第二年春天，童貫等人又挾持徽宗向南奔，陳東一個人又上書請求趕快追回童貫按國法治他的罪，另外選派能進忠言的人去陪侍皇帝左右。
金兵逼近京師開封，李邦彥主張割地與金人議和，李綱和種師道力主抵抗金兵，于是李邦彥借李綱作戰時一些小的失利就罷免了李綱的職務，割讓三鎮給金兵。陳東又率領太學生們跪伏在宣德門下上書說 ：“在朝廷的大臣中，能不顧個人安危，奮勇殺敵能擔當起國家重任的是李綱，他就是所說的國家的良臣啊！那些才能平庸、嫉賢妒能，動不動就為個人打算，不顧國家大計的人就是李邦彥之流，也就是所說的國家的大害啊……”當時隨從一起上書的有幾萬人，陳東的上書皇帝知道了，皇帝派出來傳達慰問曉諭上書的圣旨的使者來往不斷，但眾人都不肯離去，甚至把抬來的大鼓都打破了，呼喊喧鬧聲震天動地。有個宦官出來，就被憤怒的眾人剁成肉泥。于是朝廷急忙宣詔李綱進去，恢復他親征行管使的職務，又派人安撫曉諭上書的人，眾人才慢慢退去。
金人已經解圍退去，太學府的官員看風頭伺機行動，當時宰相議論要除去那些伏闕上書請愿的人，首先從陳東開始。高宗剛登上皇位才五天，任命李綱為宰相，又過了五天召回陳東。又適逢李綱很快被革職，陳東又上書要求留下李綱，罷免黃潛善、汪伯彥等，皇帝沒有答復。正趕上平民歐陽澈也上書討論政事，黃潛善就用話來激怒高宗皇帝，說不趕快殺掉陳東等人，又有鼓動眾人伏闕上書的事發生。詔書單獨下到黃潛善處。府尹孟庾召陳東“議事”，陳東請求吃完飯再去，并親手寫下分別處理的家事，筆跡和平時一樣。寫完后便交給了侍候他的人，說：“我死后，你們回去把這些信件交給我的雙親。”吃完了飯又要求上廁所，來逮他的官吏顯出很為難的樣子，陳東笑著說：“我陳東怕死就不敢說了，已經說了哪會逃跑呢？”官吏說：“我也了解您的為人，怎么敢逼迫您呢？”過了一會兒，陳東穿戴好官服，和同住的人告別，于是和歐陽澈一起在集市上被殺。寧波的李猷用錢收買了陳東的尸體埋葬了它。陳東早些時候也并不認識李綱，只是為了國家大事的緣故，甚至寧愿獻出自己的生命。認識陳東的也好，不認識陳東的也好，都為他流淚，當時陳東被殺才42歲。
文言文吳澄傳閱讀答案
吳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學者稱草廬先生，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縣）人。平生著作有《吳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禮記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書纂言》4卷、《儀禮逸經傳》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經定本》1卷、《道德真經注》4卷等并行于世。吳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與當世經學大師許衡齊名，并稱為“北許南吳”，以其畢生精力為元朝儒學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生平
作者：佚名
早年生活
吳澄出身于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據危素《吳文正公年譜》和虞集《吳公行狀》記載，其祖父吳擇為人寬厚，不屑細務，擅長于詩賦寫作，又粗通天文星歷之學。父親吳樞性格溫純，對人誠實謙讓，與世無爭；平日樂善好施，熱心幫助他人。有一年，其鄉瘟疫流行，醫生懼怕疾病傳染，居然不敢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災日益嚴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臥床不起。吳樞眼看這種情況，心中十分著急。他遍尋民間秘方，連日上山采集藥草，親手煎成湯藥，挨門挨戶送給病人服用，為不少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許多患者重新恢復了健康。鄉里有些窮人死后無錢辦喪事，吳樞便慷慨解囊，盡力周濟。一個人做幾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吳樞難能可貴的就是他一貫關心和同情窮苦人家，終生以助人為樂，由此深受鄉里人尊敬和愛戴。這個有一定文化教養和優良道德傳統的家庭，對吳澄的一生無疑產生了良好而深遠的影響。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正月十九日，吳澄誕生了。他從3歲開始，穎異日發，與一般兒童迥然不同。當時，祖父特別喜歡他，經常教他讀一些古詩，幾乎隨口便能成誦。祖父見他悟性甚高，更加鐘愛。日復一日，吳澄漸漸可以背誦好幾百篇古詩，家里人無不為此而感到莫大高興，深信他將來必定會有大作為。母親游夫人曾帶著他去鄰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見到吳澄十分可愛，便送給他一些錢幣和水果。吳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謝，隨即收下了這些禮物。過了一會兒，他想到老奶奶年邁體衰，生活艱辛，自己實在不應該接受老人家贈送的禮物。于是，他滿懷內疚，悄悄把錢幣和水果放還老奶奶家里，才跟隨母親默默地離開了鄰村。
寶祐元年（1253），吳澄剛剛進入5歲。家里人從外地聘請了一位老師，專門為吳澄授課。在老師的教導下，吳澄愈加穎敏異常，讀書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要讀上兩三遍，就能夠牢記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專務學習，勤奮不懈，讀書常常通宵達旦。母親游夫人擔心兒子過分勤學會損傷身體，引發疾病，便定量供給吳澄讀書所用燈油，只許他讀至半夜時分，適可而止。吳澄的求知欲非常強烈，他嗜書如命，哪能忍受母親這種約束，于是暗地到街市買回一些燈油，以滿足自己熬夜讀書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親規定的時間熄燈，等到母親就寢以后，又悄悄燃燈苦讀，并小心翼翼地把燈光遮蔽起來，避免母親發覺。
這樣，通過日積月累，吳澄讀了大量書籍。7歲時，對《論語入《孟子》以及“五經”（《詩》、《書》、《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誦，而且還學會了做詩，又能寫作進士賦。9歲那一年，他幾次參加鄰邑課試，都是名列前茅。
寶祐六年（1258年），吳澄剛好10歲，開始懂得治學的根本。他努力攻讀大理學家朱熹編纂的《大學》、《中庸》等“四書”章句，每日誦習《大學》一二十遍，一直堅持了3年之久，在學業上取得了很大進展。后來，吳澄曾對學者談到自己這段經歷，他說：“吾幼時習詩賦，未盡見朱子之書，益業進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歲偶于故書中得《大學》、《中庸》章句讀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誦《大學》二十過者千余日，然后讀《中庸》及諸經，則如破竹之勢，略無凝滯矣。學者于《大學》得分曉，則《中庸》不難讀。”
景定二年（1261），吳澄13歲。他為了拓寬自己的知識領域，開始博覽諸子百家之書。時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叢書，吳澄因家貧無錢購買，便想盡辦法從售書人那里借書來讀，時滿—月后便按時歸還。售書人曾問他：“你借的書都一本一本地讀完了嗎？”吳澄回答道：“你試抽書中的任何章節考考我吧！”售書人聽了，便隨意點出書中某頁某段文字，吳澄都能熟誦如流，沒有一字一句差誤。售書人十分驚異，深為這個少年的苦學精神所感動，當下便將一套《古文集成》叢書雙手送給了吳澄，勉勵他繼續用功讀書，立志將來出人頭地。一年以后，14歲的吳澄頭上挽著兩個小角丫，前往撫州郡學補試，本州儒士前輩見其文不凡，競相贊嘆。
景定四年（1263），吳澄十15歲，他已深知科舉之業不足致力，于是專務圣賢之學，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讀了朱熹的《訓子帖》，見到其中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深為信服，認定這是“持養之要經，為學之大務”。隨即，吳澄揮筆寫下《勤》、《謹》二箴，又作《敬》、《和》二銘。《敬銘》有云：“把捉于中，精神心術；檢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銘》則極言周敦頤、程顥等學人風范以自勉。他常說：“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妄俱消，如在靈祠中，如立嚴師側，凄凄乎似秋，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后，吳澄還寫了《自修銘》、《自新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等，可見他處處自我鞭策，時時自我激勵，其勤學篤行的功夫實可謂深矣！吳澄后來之所以成為元代一位儒學大師，與他早年的自覺修養、刻苦磨煉是分不開的。
師事二程
吳澄自從15歲立志專務圣賢之學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紹開為師，長期僻居鄉陋，孜孜于理學，“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終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說。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吳澄陪同祖父前往撫州（治所在今江西臨川）參加鄉試。當時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請名儒程若府先生到臨汝書院講學，這可算是撫州儒學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寧人。他從學于饒魯（學者稱雙峰先生，為朱熹門人的“高弟”），得朱熹之傳。后歷任安定、臨汝、武彝三書院山長，學者宗之，稱勿齋先生，又稱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范圍說》等書傳世。景定時期正當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舉之業為務，而程若府當時卻潛心于理學，獨以朱子之學傳授諸生。吳澄本來眼膺朱學，現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于是便去臨汝書院拜謁程先生。當他在書院外廳等待先生出來接見的時候，發現四壁粘滿揭帖，內容全是程若庸教誨學者之說，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學方面的獨特見解。吳澄饒有興致地細看了一遍，又將壁間話語默記心上。他察覺程氏的一些說法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學說，由此引起了他的懷疑和思索。過了一陣，程先生從書院內堂走出來了，吳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謁之后，便向先生請教。其中問道：“如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高明正大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如此這般，一連質疑了好幾個問題。程若庸不禁贊嘆道：“吾處此久矣，未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從此，吳澄向程若庸執弟子之禮，經常往來于程氏之門。程先生深知這位弟子于儒學必有所成，堅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門諸生有不少人卻未能真正了解吳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臥病在床，吳澄侍奉湯藥，不離左右。這樣一連堅持了十多天，他毫無倦怠之色。祖父對吳澄的父親說道：“吾察此孫服勤晝夜不懈，而神氣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吳澄從嬰兒時期開始，就一直受到祖父的特別喜愛。祖父經常夸耀小吳澄如何聰敏穎慧，以致使鄉里人都認為這位老人有譽孫之癖。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惡化而溘然長逝。吳澄遵循古禮，親自為祖父操辦喪事，凡事先稟告父親而后施行，一切細務處理得井井有條，鄉親們都稱贊他精明能于。
后來，吳澄又師事程紹開先生，通過往來問學，使自己在學業上更加精進。程紹開（1212—1280），字及甫，號月巖，廣信貴溪（今江西貴溪縣）人。寶祐四年（1256）曾伏闕上書萬言，指斥南宋時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進士乙科，授從仕郎，差臨汝教授，調寧海軍節推，歷禮、兵部架閣。他曾自創道一書院，又主講象山書院，提倡合朱（熹）陸（九淵）兩家之說。吳澄繼師事程若庸之后，又跟從程紹開問學，深受其“和會朱陸”學說的巨大影響，后來成為元代理學界朱陸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吳澄轉益多師，注定他將來成為元代一位儒學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師益友，二程之學也都是他的理學思想形成的重要淵源。如果說程若庸謹授程朱之學，使吳澄獲得“正學真傳”，從而在理學研究上打下了堅實基礎；那么，程紹開倡導“和會朱陸”，更啟迪他“深造自得”，從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陸為特色的草廬學說。
接武朱熹
吳澄以圣賢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滿足于學習圣賢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終躋身于圣賢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歲的吳澄作了《道統圖并敘》，闡明了儒家道統歷代承傳和發展的脈絡，公開以朱幕之后道統的接續者自居，充分表現出一位青年學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負。在寫給學者的書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學“圣賢”，又“以紹朱子之統而自任”。他這樣說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杰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愿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沒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習，淫于老、佛之異教，無一豪杰之士生于其問。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杰其孰能與斯時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杰也。以紹朱子之統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吳公行狀》） 吳澄在這里高度評價孟子繼承儒家道統并將儒學發揚光大的歷史功績，隨即又明確指出在朱子之后尚無他人承傳道統，實際上自許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為此，他在這封書信中又接著說道：
澄之韶此時，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于人，未聞道也。及知圣賢之學，而未知能學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進于圣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后已。實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于人矣。（同上）
吳澄這幾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話語，對于朱熹之后道統的承傳者，大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之意，足見吳澄胸中抱負何等遠大。
此后，吳澄在經學上確實以接續朱熹為己任。他鑒于《孝經》因后儒穿鑿更改，真偽混雜，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說：《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后乃傳文，皆齊魯閑儒纂取左氏請書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吳澄謹遵朱子遺言。特據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經增刪修訂，編成《孝經》善本傳世。同時，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談論“孝”的文字，另外編成《孝經外傳》一書刊行于世。
這一年，吳澄又潛心研讀邵雍《皇極經世》一書，頗有所領悟。他不滿那些對《易經》抱著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為術數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數，仔細推究歷代治亂相禪、興衰交替的緣由，從而撰寫了《皇極經世續書》。可惜后來因遭受兵火之災，該書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吳澄應撫州鄉貢，以《乾卦保合太和萬國咸寧賦》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師應禮部試，不料名落孫山。吳澄雖然成了一個落事舉子，但并不灰心喪氣。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舊作，編纂成書，題名為《私錄》。程若庸先生在此書后寫了一篇跋語，其中有云：“若庸來此二十二年，閱人多矣，未見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廣大精微，無所不究，如晝方旦，何可量也。仆雖老不敢自棄，愿聞切磋語。”短短幾句話，高度評價了吳澄的淵博學識，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當時，南宋日趨滅亡的征象已經越來越明顯。吳澄眼看國家衰敗，儒道凋敝，只好閑居家鄉，授徒講學。他修建了幾間簡陋的茅屋，作為自己安身之所，還特意在門窗上題辭曰：
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
這顯然是取諸葛亮隱居待時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胸襟抱負。然而南宋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沒過幾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吳澄滿懷壯志，未得施展。學友程鉅夫深知吳澄當時的良苦用心，專門為他的茅屋題名曰“草廬”。從此以后，四方學者便稱吳澄為草廬先生。
窮究五經
吳澄到了晚年，更加專心致志，窮究“五經”。在總結數十年治經成果的基礎上，著力撰寫了《五經纂言》，完成了經學史上的一大壯舉，實現了他終生研究經學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吳澄漫游宜黃（今江西宜黃縣），入山留居五峰僧舍，歷時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吳澄除集賢直學士，特升奉議大夫，朝廷當即委派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前往江西迎致。吳澄應召，于五月啟程，八月到達儀真（今江蘇儀征縣），突然疾病發作，不能前行，只得暫時滯留淮南。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蘇南昌市），修成《書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舉薦吳澄為當代天下儒士之冠，故有旨超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進階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劉布囗齊奉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吳澄殷勤致意，還說：“皇上固知先生年事已高，所以來召者，必欲見先生，宜毋以此為辭！”吳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達京師，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詔令吳澄撰寫《金書佛經序》，以資皇室追薦冥福之用。他頗有異議，后因皇帝駕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納江浙行省左丞趙簡的建議，大開經筵進講。中書平章政事張珪主持講席，分派吳澄擔任經學講官。三月，吳澄為泰定帝講述《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資治通鑒》數條。由于他進講時言溫氣和，經旨敷暢，頗得古人勸講之體，因此使皇上聽后甚為滿意。七月，吳澄奉詔纂修《英宗實錄》。次年十二月，纂修事畢，吳澄又告病還鄉。
泰定三年（1326）。張掛上疏皇帝，懇請起用吳澄。他說：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賾而達乎圣賢之蘊，致察于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粵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明創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
于是，泰定帝下詔加授吳澄為資善大夫，仍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但吳澄終究稱病未赴。
吳澄閑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經”，繼《易纂言》、《書纂言》之后，他又陸續修成了《詩纂言》、《春秋纂言》、《禮記纂言》、《易纂言外翼》等書。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六月，吳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醫診治無效，歷時數日竟與世長辭。噩耗傳至朝廷，有旨加贈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曰文正。
吳澄終生治經，孜孜不倦，從年輕時校訂“五經”，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論斷”，再“條加記敘”，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經“未盡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經纂言》。除了《詩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書纂言》、《禮記纂言）、《春秋纂言》四種以及《易纂言外翼》、《儀禮逸經傳》、《孝經定本》、《道德真經注》等書，均為《四庫全書》所著錄。黃宗羲季子黃百家在《宋元學案·草廬學案》中評贊曰：“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朱熹），非北溪（陳淳，朱熹“高弟”之一）諸人可及也。”
的確如此，吳澄撰修《五經纂言》，在編次整理經文的同時，還特別對其內容從義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討其微言大義，發明張大朱熹之說。他擺脫了漢唐局限于文字訓詁的治經方法，在五經研究上完成了由漢、唐的典制訓詁轉入宋元的義理疏注這一發展過程。毋庸置疑，這確是“朱子門人所不及”的經學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經者雖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吳澄的成就最為顯著。
草廬學說
朱熹的學說對吳澄影響很大
吳澄與許衡同為元代名儒，當時號稱“北有許衡，南有吳澄”。許衡主要是承傳程、朱之學，而吳澄則主要是折衷朱、陸之學。《宋元學案·草廬學案》將吳澄列為“朱熹四傳”、“象山私淑”。全祖望說：“草廬出于雙峰（饒魯），固朱學也，其后亦兼主陸學”；“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宋元學案》卷92）吳澄，就其師授而言，當是朱學人物，所著《五經纂言》，也是“接武建陽（朱熹）”；但從其論學實際來看，吳澄又是元代“和會朱陸”的突出人物。對于朱、陸之學，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異的一面，他企圖解決朱、陸之間的矛盾，進而和會朱、陸。在理學上，吳澄確實談了不少朱學的內容；但對于朱、陸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問學”論，而接受了陸學的本心論，提倡讀書問學當以陸象山的“尊德性”為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學方法與體系的矛盾。因此，草廬學說是折衷朱、陸的產物。
以下分別從道統論、天道觀、心性說三個主要的方面，對吳澄的理學思想進行簡要的論析。
道統論儒家道統說，始于唐代古文家韓愈。韓愈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人傳道的道統。此說一倡，遂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統也就成了儒學名流自謂得孔門心傳、以抬高自己身價的工具。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人就是如此，吳澄則更有甚之。他19歲作《道統圖》，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繼承道統自任。對于道統，吳澄曾有這樣的論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誅泅鄒魯，其利也；鐮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呼！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元史·吳澄傳》）
從這段文字中，充分體現出吳澄道統論的幾個主要觀點：
其一，以天為道統之原。韓愈的道統始于堯舜，而吳澄則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說，視天為道統之原，堯舜繼之。這顯然高考文言文http://www.zhao-kao.com/1-gaokao-gkwyw-p_0反映了宋以來儒家的宇宙本體觀念。
其二，高度重視宋代理學。吳澄根據《周易》的元、亨、利、貞排列，把道統的發展過程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歷史階段，每一階段又分為元、亨、利、貞四個小段；而特別把兩宋理學排在儒學發展的“近古”階段，亦即最后階段，處于終結之“貞”的最高位置。這表明吳澄對于兩宋理學的極端重視。
其三，一自我標榜為朱子傳人。吳澄在《道統圖》中，將近古理學階段從周敦頤發展到朱熹，按序排列為元、亨、利，而處于終結的“貞”卻有意留下一個空缺。顯然，吳澄的本心是想以“貞”自任，從而躋身于宋儒諸子之列，成為朱熹之后道統的繼承人。
天道觀探討太極、理、氣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是理學的基本內容。吳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觀、太極與理氣論。關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吳澄認為皆本于“一氣”。他曾經說過：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于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于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墮，歧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國如虛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復左。（《吳文正公全集》卷1《原理》）
吳澄的所謂“氣”具有實體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質料。這種認識應當說具有一定的唯物論因素。
然而，吳澄并未把“氣”作為宇宙的本原，而將宇宙本原另屬之于“理”和太極。對于氣與理的關系，吳澄認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日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為五行，五行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為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為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吳文正公全集》卷2《答人問性理》）吳澄認定理是氣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氣中，理氣不可分割。
關于理和太極的關系，吳澄則視理為太極，為精神本體。在他看來，天地生滅，人銷物盡的變化反復，統統是由于“太極為之”。太極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動靜之理，能隨“氣機”之動靜而動靜。但太極本身又是“沖漠無朕，聲息泯然”，“無增無減，無分無合”。可見，吳澄是把太極作為宇宙的本原，而太極本身卻是一個寂然不動的絕對體，這種宇宙觀無疑屬于唯心主義的范疇。
再進一步，吳澄還把太極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疇。按照他的解釋，太極就其“全體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測”而言叫做神，就其“賦與萬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高考文言文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來，吳澄的所謂“太極”，不僅是宇宙的本體，是普照天地的萬能神，而且它還具有道德的屬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極則，也就是天理。
心性說人如何認識天理，并做到與之合一，這是理學家們研究的重要課題。朱熹是持之以格物，陸九淵是持之以本心，而吳澄則是“和會朱陸”，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說。
鹿善繼文言文閱讀的答案
明史·鹿善繼傳
【原文】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祖久征，萬歷中進士，授息縣知縣。時詔天下度田，各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田報，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調襄垣，擢御史，以言事謫澤州判官，遷滎澤知縣，未任而卒。父正，苦節自礪。縣令某欲見之，方糞田，投鍤而往。急人之難，傾其家不惜，遠近稱鹿太公。
善繼端方謹愨。由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內艱除，起故官。遼左餉中絕，廷臣數請發帑，不報。會廣東進金花銀，善繼稽舊制，金花貯庫，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尚書李汝華曰：“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汝華然之。帝怒，奪善繼俸一年，趣補進。善繼持不可，以死爭。乃奪汝華俸二月，降善繼一級，調外。汝華懼，卒補銀進。泰昌改元，復原官，典新餉。連疏請帑百萬，不報。
天啟元年，遼陽陷，以才改兵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閱視關門，以善繼從。出督師，復表為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拓地四百里，收復城堡數十，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關四年，累進員外郎、郎中。承宗謝事，善繼亦告歸。
先是，楊、左之獄起，魏大中子學洢、左光斗弟光明，先后投鹿太公家。太公客之，與所善義士容城舉人孫奇逢謀，持書走關門，告其難于承宗。承宗、善繼謀借巡視薊門，請入覲。奄黨大嘩，謂閣部將提兵清君側，嚴旨阻之。獄益急，五日一追贓，搒掠甚酷。太公急募得數百金輸之，而兩人者則皆已斃矣。至是，善繼歸，而周順昌之獄又起。順昌，善繼同年生，善繼又為募得數百金，金入而順昌又斃。奄黨居近善繼家，難家子弟仆從相望于道。太公曰：“吾不懼也。“崇禎元年，逆榼既誅，善繼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管光祿丞事，再請歸。
九年七月，大清兵攻定興。善繼家在江村，白太公請入捍城，太公許之。與里居知州薛一鶚等共守。守六日而城破，善繼死。家人奔告太公，太公曰：“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死，吾復何憾！”事聞，贈善繼大理卿，謚忠節，敕有司建祠。子化麟，舉天啟元年鄉試第一，伏闕訟父忠。逾年亦卒。
【譯文】
鹿善繼，字伯順，是定興縣人。他的祖父鹿久征，萬歷年間考中進士，被授予息縣知縣之職。當時朝廷下令丈量（全國的）田地，各地都把田地分為上、中、下三等予以登記、匯報，唯獨息縣卻把田地都當作下等上報，鹿久征說：“（朝廷下令）丈量田地是用來解除百姓的貧困的，怎么能（反過來）損害百姓呢？”（后來他）調任襄垣縣知縣，又升為御史，（后來）因為上書言事被貶為澤州判官，后又升任滎澤縣知縣，沒有上任就死了。鹿善繼的父親鹿正，以“堅守節操，矢志不渝”來自我磨練。縣令某某想見他，（當時他）正在給田施糞，扔下糞鍤就去。他（常常）急人之所急，就是傾家蕩產也在毫不吝惜，遠近的人都稱他為鹿太公。
鹿善繼為人莊重正直，嚴謹樸實。由萬歷四十一年（1613）進士起身，被授予戶部主事之職。中間為母親守喪過后，重新起復原任。遼東部隊的軍餉中斷了，朝廷大臣多次請求撥出國庫銀，（神宗）都未答復。正好這時廣東運來了金花銀，鹿善繼查考原先的規定，金花銀應當收進國庫，以防備各邊鎮使用。于是就寫了一封文書給尚書李汝華說：“與其奏請皇上不肯撥出的國庫銀，為什么不留下這些還沒入庫的金花銀（來做這件事呢）呢？”李汝華同意了。神宗（知道后）非常生氣，扣掉鹿善繼一年俸祿，催促趕緊把金花銀補進國庫。鹿善繼堅持認為不應該這樣，以死諫諍，（神宗）就扣了李汝華兩個月俸祿，把鹿善繼降職一級，外調到任職。李汝華害怕了，最后還是把金花銀補進了國庫。光宗即位，泰昌改元年（1620），朝廷恢復了鹿善繼的原職，讓他主管薪餉。他接連上書請求撥出一百萬國庫銀（作為軍餉），光宗也未答復。
天啟元年（1621），遼陽失守后，鹿善繼因為有才干改任兵部職方主事。大學士孫承宗掌管兵部事務，對他推心置腹，很信任他。等到孫承宗到關門去檢閱視察時，讓鹿善繼跟著。（孫承宗）出關領兵，又上表奏請朝廷讓他做贊畫。（鹿善繼）穿著粗布衣服，騎一匹瘦馬，出入于各個邊鎮營壘之間，召見將士來慰勞他們，開拓了四百里邊疆，收復了幾十個城堡，孫承宗就像自己的左右手一樣來倚靠他。鹿善繼在關外四年，逐漸升到員外郎、郎中。孫承宗辭職后，鹿善繼也告老還鄉了。
在這之前，楊漣、左光斗的冤案發生后，魏大中的兒子魏學洢、左光斗的弟弟左光明，先后投奔到鹿太公家里。鹿太公把他們當成客人，他們跟與鹿太公交好的義士、容城舉人孫奇逢商量，帶著鹿太公的信去山海關，把他們的禍事告訴了孫承宗。孫承宗、鹿善繼商議后打算借巡視薊門的機會，請求入朝覲見熹宗。閹黨議論紛紛，說內閣大臣孫承宗要統兵清君側來了，熹宗就發出一道嚴厲的指示阻止孫承宗（入朝）。楊漣、左光斗的冤案更加緊急了，每五日追一回贓，拷打得很殘酷。鹿太公趕忙湊集了幾百兩金子送進去，可是他們兩個人都已經死掉了。到鹿善繼回家之時，周順昌的冤案又發生了。周順昌是與鹿善繼同年考中的進士，鹿善繼又為他湊集了幾百兩金子，銀子送進去周順昌又死掉了。閹黨的家鄉離鹿善繼家很近，遭難人家的子弟、仆從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他家里，鹿太公說：“我不怕。”崇禎元年（1628），謀逆的閹黨一眾人等被殺，鹿善繼起復為尚寶卿，又升為太常寺少卿，掌管光祿寺丞的事務，他兩次請求辭職回鄉。
崇禎九年（1636）七月，大清部隊攻打定興。鹿善繼家在江村，他稟告鹿太公想去保衛定興城，鹿太公答應了他。鹿善繼跟辭職在家賦閑的原知州薛一鶚等一起守城。守了六天城被（清軍）攻破，鹿善繼死了。他的家人跑回來告訴鹿太公，鹿太公說：“唉！我的兒子一向以身許國，現在果然為國而死，我還有什么遺憾的呢！”事情傳到朝廷后，朝廷追贈鹿善繼為大理寺卿，贈謚號忠節，傳令有關部門為他修造了祠廟。鹿善繼的兒子鹿化麟天啟元年（1621）考中鄉試第一名解元，曾經到朝廷去辯屈陳說他父親的對皇帝的忠心。（他的父親鹿善繼死后）過了一年也死了。
【注釋】
1、苦節：儉約過甚。后以堅守節操，矢志不渝為“苦節”。《易·節》：“節，亨。苦節，不可貞。”唐孔穎達疏：“節須得中。為節過苦，傷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漢書·蘇武傳》：“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宋陸游《漣漪亭賞梅》詩：“苦節雪中逢漢使，高標澤畔見湘纍。”明孫仁孺《東郭記·殆不可復》：“想於陵仲子真清潔，處塵世甘心苦節。”
2、自礪：自我磨練。
3、端方：莊重正直。《宋書·王敬弘傳》：“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勢’。”《舊唐書·鄭朗傳》：“植操端方，稟氣莊重。”《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五：“看見顧吏典舉動端方，容儀俊偉，不像個衙門中以下人，私心敬愛他。”《儒林外史》第二三回：“雪翁昨日有書子來，說尊駕為人不甚端方，又好交結匪類，自今以后，不敢勞尊了。”
4、謹愨：亦作“謹愨”。厚重樸實。《荀子·非十二子》：“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愨者也。”《宋書·恩幸傳·楊運長》：“性謹愨，為太宗所委信。”《隋書·藝術傳·庾季才》：“庾季才至誠謹愨，甚得人臣之禮。”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第三節：“以一物不知者為謹愨，以全無心肝者為善良。”
5、內艱：舊時遭母喪稱“內艱”。也說丁內艱。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君年十一，丁內艱。”宋陸游《曾文清公墓志銘》：“公丁內艱，服除，主管內外宗室財用。”清江藩《漢學師承記·王鳴盛》：“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
6、奏記：（1）漢時向公府等長官陳述意見的文書。《漢書·朱博傳》：“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書記》：“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姚華《論文后編·目錄上》：“奏之為言進也，于天子曰奏，于王公曰奏書，于公府曰奏記，于郡將曰奏牋，其他為白事。”（2）用書面向公府等長官陳述意見。《漢書·丙吉傳》：“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漢王充《論衡·對作》：“《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唐劉禹錫《上杜司徒啟》：“是以彌年不敢奏記。”清錢謙益《太常寺少卿鹿公墓志銘》：“公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兩恭進大內，此近例也。’”
7、改元：君主改用新年號紀年。年號以一為元，故稱“改元”。改元之制始于戰國秦惠王，歷代相承，體制各異：有新君即位于次年改用新年號，如漢武帝于即位次年改元建元；有一帝在位屢次更換年號，如漢宣帝曾改元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諸名；有一年之中改元多次，如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改元光熹，張讓、段珪誅后改元昭寧，董卓又改元永漢；有新君即位后立即改元，如三國蜀后主繼位未逾月即改元建興，有新君即位后多年才改元；如五代后梁末帝913年即位，至915年始改元；有實行一帝一元制，中途皆不改元，如明清兩代。參閱漢班固《白虎通·爵》、宋高承《事物紀原·朝廷注措·改元》、清趙翼《陔馀叢考·改元》。
8、贊畫：（1）輔佐謀劃。唐劉得仁《送靈武朱書記》詩：“從容應盡禮，贊畫致元功。”元舒頔《酹江月·送指揮司王仁卿知事代廣陵郡官作》詞：“贊畫公余閑拭目，午夜劍光明滅。”清姜桂題《奏折》：“其余文武員弁，或專司機密，或贊畫戎機。”（2）明代職官名。《明史·孫承宗傳》：“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第一章：“還有人說：這幾天宋家寨有人進撫臺行轅找一位劉贊畫，十分機密。”自注：“贊畫－－明代在督、撫幕中有贊畫一種官名，取贊襄謀畫之意，文職，具體職責和品級無定制。”
9、亭障：亦作“亭鄣”。古代邊塞要地設置的堡壘。《尉繚子·守權》：“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戰，非善者也。”《史記·大宛列傳》：“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北周庾信《擬詠懷》詩：“蕭條亭障遠，凄愴風塵多。”唐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清吳偉業《贈遼左故人》詩：“桑麻亭障行人斷，松杏山河戰骨空。”
10、延見：召見；引見。《漢書·金日磾傳》：“數臨正殿，延見群臣。”《宋史·度宗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清錢泳《履園叢話·科第·鼎甲》：“徐聞之，急問公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命延見，收為門生。”
11、勞苦：慰勞。《史記·蕭相國世家》：“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漢書·陳馀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卬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顏師古注：“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四》：“遇故護軍統領某公，握手相勞苦。”
12、謝事：辭職；免除俗事。宋蘇轍《贈致仕王景純寺丞》詩：“潛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綠發方謝事。”明唐順之《書錢遇齋高尚卷》：“予自為編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居者十數人。”《紅樓夢》第五五回：“探春和李紈暫難謝事。”
13、告歸：舊時官吏告老回鄉或請假回家。《書·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孔傳：“告老歸邑。”《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后漢書·張湛傳》：“后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李賢注：“告歸，謂請假歸。”明沈德符《野獲編·吏部一·嚴恭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之不如也。”清汪懋麟《送力臣都諫假歸揚州》詩：“勇退人所難，告歸君獨惺。”
14、大嘩：也做“大嘩”。謂群情憤激，紛紛議論。《明史·吳道南傳》：“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嘩。”蔡東藩、許廑父《民國通俗演義》第六回：“忽聞新政府未經院議，擅將漢冶萍煤礦公司抵質借款，全院議員大嘩，嚴辭責問。”
15、閣部：（1）明清時內閣的別稱。清方苞《和風翔哀辭》：“天子命修‘三禮’，以閣部之長董其成。”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一：“當剏議初，樞府諸公擬選閣部、翰林院五六品以下官，送館肄業。”（2）明清時內閣大臣的別稱。明王世貞《觚不觚錄》：“內閣大臣雖尊貴，無跪禮。而江陵（張居正）之奔喪……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跪者矣。”《花月痕》第五回：“遂接寫道：‘于是故人閣部念攻玉之情，敦分金之誼。’”歐陽予倩《桃花扇》第十一場：“蘇師傅，揚州失陷以后，史閣部怎樣了？”
16、搒掠：笞擊，拷打。《后漢書·朱暉傳》：“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強令充足。”宋蘇舜欽《上集賢文相書》：“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狡吏窮鞫，搒掠以求濫，事亦既無狀，遂用深文。”清周亮工《祭汀州司李若羲盧公文》：“而公獨不邀福于先，不避禍于后，甘以其孱弱之軀，備受搒掠。”陶成章《浙案紀略》第一章第四節：“乃用嚴刑訊之，日夕搒掠，體無完膚。”
17、相望于道：在路上可以互相看得見對方，指一個接一個地到某地。
18、逆榼：指閹黨。逆：謀逆。榼：音kē。本義古代盛酒的器具。也泛指盒一類的器物，或指刀劍的套子。這里是比喻閹黨一眾人等。
19、里居：古指官吏告老或引退回鄉居住。《書·酒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孔安國傳：“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清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異三·趙解元》：“其父趙翁曾官通判，里居。”清薛福成《庸盦筆記·幽怪二·麻姑締姻》：“陳翁游幕河南……晚歲倦游里居。”
20、伏闕：拜伏于宮闕下。多指直接向皇帝上書奏事。唐獨孤及《為李給事讓起復尚書右丞兼御史大夫等第三表》：“臣再以微誠，伏闕請命。”宋陸游《跋臨汝志》：“（歐陽澈）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康有為《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詩：“遼、臺膴膴割山河，抗章伏闕公車多。”
附注：原文參考《明史》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