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3-10熱點楊振寧與鄧稼先交往的相關經歷和事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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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和鄧稼先是安徽同鄉,北京崇德中學同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同學。
楊振寧,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楊振寧在粒子物理學、統計力學和凝聚態物理等領域長期進行了創造性研究,取得了許多杰出成就,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性的貢獻。1957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恒理論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兩個人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
1954年,楊—Mills規范場論(即非阿貝爾規范場論)發表。這個當時沒有被物理學界看重的理論,通過后來許多學者于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引入的自發對稱破缺觀念,發展成標準模型。這被普遍認為是20世紀后半葉基礎物理學的總成就。
鄧稼先(1924—1986),1924年出生于安徽懷寧縣。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為中國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發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國普渡大學留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畢業當年回國。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把中國國防自衛武器引領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鄧稼先在一次實驗中,受到核輻射,身患直腸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終年62歲。 1999年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鄧稼先和楊振寧是一生的摯友,楊振寧首次回國,點名要見鄧稼先。鄧患癌癥之后,楊在美國為他找特效藥。
1946年初秋,22歲的鄧稼先畢業后,被北京大學物理系聘為助教。次年,鄧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行前,他征求在美國就讀的楊振寧的意見,問到哪所大學就讀較為合適。楊振寧回信,建議他到普渡大學去,因普渡大學收費低廉而且理工科水平很高,他在信中還說:“此校離芝加哥很近,我們兩人可以經常見面。”后來,楊振寧還幫助鄧稼先申請到了普渡大學博士研究生的入學許可。
擴展資料:
1971年夏,闊別22年后,楊振寧與鄧稼先在北京相見了。這是楊振寧自1945年公費留學美國后首次回國訪問。彼時他離開祖國已經26年了。
剛下飛機,在貴賓室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員便請楊振寧開列了他要見的朋友名單。在北京,他要見的第一個人便是鄧稼先!
當時正值“文革”中期,政治運動搞得黑白顛倒,人人自危。即便是鄧稼先這樣執行秘密而重大使命的科學家也未能幸免。楊振寧沒有想到,此時他的出現,無意中也是無形中保護了鄧稼先,當然也等于幫助和保護了中國的“兩彈”事業!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鄧稼先
1950年8月20日,鄧稼先在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物理系取得博士學位以后,就以最快的速度辦好一切手續,乘坐“威爾遜總統號”輪船,返回祖國。他重回祖國參加建設的心情太急切了,竟沒來得及向楊振寧辭別。他相信還會有和楊振寧再談天說地的機會,誰知這一別竟是21年!從美國回來后,鄧稼先在錢三強、王淦昌領導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鄧稼先扎實的理論基本功很快就顯示了出來。他多次發表優秀論文,完成了多項科研任務。1956年,鄧稼先得到組織批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也是黨對他回國后工作成就和思想素養的充分肯定。1958年春天,他接到組織通知,奉命研制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從此以后,鄧稼先的名字就從公開場合和報紙、雜志等多種出版物上消失了。親朋好友甚至連他的妻子許鹿希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兒,只知道他在執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任何人都不得接近。經過長時間的艱苦努力,鄧稼先和其他科學工作者終于使原子彈的蘑菇云在神州大地上升了起來。這時已經是1964年10月了。此時鄧稼先已經離別妻子和其他親朋好友長達六年之久了。然而,他們都不知道原子彈的試爆成功凝聚著他六年的心血。鄧稼先的岳父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許德珩老人。當他聽到我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消息后十分興奮。有一次,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嚴濟慈來拜訪他,他對嚴老說:“咱們中國人自己能夠造出原子彈了。這下美國佬再也不敢欺負咱們了。你知道是誰造出來的嗎?這個人真了不起。”“這個問題嘛,你以后去問你的女婿好了。”知道實情的嚴老用手拍著他哈哈大笑起來。許德珩老人似乎忽然領悟出了這話的意思,也跟著朗聲大笑起來。1971年,鄧稼先兒時的伙伴楊振寧從美國回來,提出要見這位21年沒見的老朋友,可是當時的鄧稼先正受到“四人幫”的迫害,被秘密囚禁在西北某地。楊振寧提出要見鄧稼先,周總理才知道了鄧稼先的危險處境,馬上叫人把他接回北京。在首都機場,兩位兒時的伙伴終于又見面了,然而此時此地,他們竟相見無語。楊振寧一直想打聽我國原子彈試爆方面的問題。可是,他知道這樣機密的事情鄧稼先是不會對他說的。于是,楊振寧準備從側面來問。去上海前,在首都機場,楊振寧問鄧稼先:“據說中國試驗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著搞的。這消息是否確切?”
這個問題使鄧稼先犯了難。如果說自己不知道,等于是欺騙朋友;如果否認,不等于說明承認自己參與了原子彈試驗工作嗎?他仔細想了想,決定來個緩兵之計,對楊振寧說:“你先上飛機吧,我以后再告訴你。”在楊振寧到達上海后,鄧稼先把這個問題向上級做了報告。最后周總理親自做了指示:“一定要讓鄧稼先如實告訴楊振寧,中國的原子彈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制造出來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鄧稼先得到總理的親自批示后,連夜給楊振寧寫了一封長信,告訴了具體內情,并派人立刻送到上海,轉交楊振寧。當楊振寧接到信,知道實情,竟百感交集,熱淚滾滾而下。中美建交后,楊振寧每次來華,都要與鄧稼先會面,暢談友情、學術理論和中國科學的發展。鄧稼先身患絕癥,楊振寧得到信息,特地從美國趕回來到醫院看望他,并送了一束極大的鮮花。
楊振寧與鄧稼先的友誼(徐勝藍、孟東明)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灘上空升起了一團蘑菇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兩年之后,第一顆氫彈又放出炫目的光芒。這曾使全世界為之震驚。人們都知道奧本海默是美國的“原子彈之父”,薩哈羅夫是前蘇聯的“氫彈之父”,然而,中國的“兩彈”元勛是誰?
1986年6月,中國各大報紙均在首要位置介紹這位了不起的科學家:
名字鮮為人知 功績舉世矚目。
“兩彈”元勛——鄧稼先
1986年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任命鄧稼先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國務院授予鄧稼先全國勞動模范稱號和獎章。
核工業部為表彰鄧稼先20多年來為發展我國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貢獻,為使他那不計名利、甘當無名英雄和艱苦奮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發揚光大,號召廣大科技人員向他學習。
鄧稼先可歌可泣的優秀事跡,他那偉大的抱負和精忠報國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著人們的心靈!
外國有一本書,題為《比一千顆太陽還亮》。鄧稼先獻身的事業,亮過一千顆太陽!他從34歲接到命令研制中國的“大炮仗”以來,告別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女,隱姓埋名進入戈壁灘。20多年來,他和他的同事們沒有任何人在報刊上占過巴掌大的版面。他們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對祖國、對人民的深愛埋在祖國最荒涼最偏僻的地方。人們常常忘記他們,只有當“大炮仗”的沖擊波沖擊各國地震監測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矚目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他們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為中國核武器事業奉獻畢生精力的元勛鄧稼先病逝于北京。
全國上下為這位中華精英過早離開人世而感到悲痛。
他的朋友們懷著無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獻給他一支挽歌——《懷念鄧稼先院長》:
天府楊柳塞上煙,
問君此去幾時還?
……
實驗場上驚雷動,
江河源頭捷報傳。
……
不知鄧老今何在?
忠魂長眠長江畔。
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寫道:
踏遍戈壁共草原,
三十五年前。
連克千重關,
群力奮戰君當先。
捷音頻年傳,
蔑視核訛詐,
華夏創新篇。
君視名利如糞土,
許身國威壯河山。
哀君早辭世,
功勛澤人間。
國務院總理專程從外地趕回北京參加鄧稼先的追悼會,他說:“鄧稼先同志是我國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國科技工作者的驕傲。”
“稼先逝世,我極悲痛”。鄧稼先的岳父、全國政協副主席、90高齡的許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這樣悼念鄧稼先。
在地球的另一面,遠隔萬里重洋的楊振寧教授懷著無限悲痛的心情,給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教授打來了唁電。
楊振寧先生和鄧稼先先生有著深厚的友誼,讓我們讀一讀北京醫科大學許鹿希教授撰寫的《懷念稼先》中的第八節《半個世紀的友誼》的一段吧!
“文革”初期,氫彈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沒有到頭。可在那個烏煙瘴氣的年代,就連稼先他們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幫”組織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把斗爭矛頭指向稼先等十幾位理論部的負責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時只要說一句違心的話,就會給中國的核武器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失,他頑強地頂著,處境很危險。正在此千鈞一發之際,似乎蒼天有眼,1971年楊振寧先生從紐約經巴黎飛抵上海。下飛機后,開列了他要見的人的名單,名單上第一個就是鄧稼先。這張名單很快傳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會客。不久,在周總理親自干預下,基地里暗無天日的局面結束了。
楊振寧先生當然不知道他們的這次會晤對稼先來講有著多么重大的意義,但是我們全家人從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楊先生與稼先從小就有著深厚的情誼。他們兩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華園兩家人又住隔壁。鄧父鄧以蜇和楊父楊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楊振寧教授的弟弟楊振平與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時代的稼先與少年楊振寧總在一起打墻球,彈玻璃球,甚至還比賽爬樹。上中學稼先和楊振寧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學,楊振寧比稼先高兩級,后來他們兩人又是西南聯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楊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后,稼先就與他們分開了,不過他們的友情卻一直保持著。
自1971年以后,楊先生多次回來訪問、講學。稼先與他總少不了敘舊聊天。有一次楊先生到我們家,他說想和稼先一起騎車去頤和園。為安全起見,這樣的要求我們著實不敢答應他。還有一次,我們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邊吃邊談笑著,楊先生對稼先說:“這回你可以吃飽了,想當年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你可是常常餓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學的時候,生活很艱苦,開始沒有獎學金,吃飯不敢按飯量吃,只能按錢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現在科學院低溫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國老太太的閣樓里,有一次他倆去吃飯,兩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對洪朝生說:“我這塊小,你那塊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給了稼先。……回想起這些往事,楊先生與稼先都笑了。
后來,楊先生多次送書給稼先,有《楊振寧論文選集》,有《讀書教學四十年》等,都寫著“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壽辰時,楊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國際象棋。稼先住院后,楊先生到醫院看他,并且為他找特效藥。最后一次,楊先生送給稼先一大束鮮花,這鮮花象征著兩人永存的友誼,正像楊先生給我的唁電中所說的:“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驕傲。”
最后,我想以楊振寧先生的一句話作為我這篇懷念文章的結束語: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人生的話,他仍會走他已走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能這樣估價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們應為稼先慶幸!”
稼先沒有虛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楊振寧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來到八寶山公墓,祭奠與他有著半個世紀深情厚誼的摯友鄧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風給人們帶來寒意。八寶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靈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個靈堂,鄧稼先的巨幅遺像前擺著楊振寧送的花籃,緞帶上寫著“鄧稼先千古楊振寧敬挽”。
楊振寧眼含熱淚面對鄧稼先的遺像肅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儀式結束后,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女士按照鄧稼先生前囑托,向楊振寧贈送一套安徽出產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寫著“振寧、致禮存念稼先敬留”。許鹿希女士深情地說,這套文房用具象征著鄧稼先和楊振寧的鄉情和友誼。
鄧稼先是楊振寧的中學、大學同學,他為中國的核事業做出如此重大的貢獻,然而,過去中國并沒有在報刊重點宣傳、表彰他。1986年6月,鄧稼先病重期間,楊振寧去醫院探望他。后來,楊振寧又向中央領導同志談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早就應該把對中國、對國際有貢獻的科學家介紹出來。
楊振寧非常敬重鄧稼先,他說:“鄧稼先是中國的帥才,他能得到中國領導人的絕對信任,也能得到群眾的絕對信任,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說:“中國高層人士選定他當領導者來研究原子彈,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認識鄧稼先,又認識美國的奧本海默和泰勒。這三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鄧稼先隨和、靦腆,又沒有行政工作的經驗。當初美國的格羅夫斯將軍也聘任了沒有行政經驗的奧本海默當主持人,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稼先的個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種帥才。我收集了許多鄧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寫篇有關鄧稼先的傳記,我希望傳記能把他對中國的貢獻詳細表達出來。”
歷史沒有忘記他們!198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60周年,中央電視臺播放了長達12集的電視片:《讓歷史告訴未來》。在第8集里,有這樣的畫面和解說: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壯麗場面展現在熒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國人民、套紅的《人民日報》號外……,鄧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軀也出現在熒光屏上。
……
“1971年,當楊振寧得知,中國兩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制造成的,他離開宴席走進了洗手間,那時,他已是淚流滿面了!”
(選自《楊振寧傳》,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鄧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翌年,他隨母到北京,在擔任清華、北大哲學教授的父親身邊長大。他5歲入小學,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鄧稼先在校園中深受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1937年北平淪陷后秘密參加抗日聚會。在父親安排下,他隨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1945年抗戰勝利時,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于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賣國獨裁的斗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并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他于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于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于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并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后,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此后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他與許鹿希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后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1954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他是否愿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后,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準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中止了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后,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后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后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后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于方案”,最后終于制成了氫彈,并于原子彈爆炸后的兩年零8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當時的副總理李鵬前往醫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同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楊振寧講他的故事
在中國,楊振寧的名字從知識階層,到平民百姓,可謂家喻戶曉。一位從事自然科學的學者具有這樣寬泛的知名度,不僅因為他是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為美籍華裔學者的李政道教授),還因為他是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后第一個回國訪問的卓有成就的美籍華裔學者。
合肥小男孩從廈門走進清華園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楊振寧應上海市海外聯誼會邀請,在浦東上海國際會議中心作《21世紀的科技》演講后,又以“八十自述”為題即席演講。他用親切的語調對大家說:“按中國舊歷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歲!”
臺下響起一片深情的掌聲……
1922年,楊振寧出生在安徽合肥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家庭。當他未滿周歲時,父親楊武之先生考取美國公費留學,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整整6年,他一直沒有見到過自己的父親,甚至不認識父親。
6年過去了,父親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受聘于廈門大學數學系。母親帶著全家人從合肥老家出發,風塵仆仆地趕往廈門與父親團聚。他們一路水陸兼程,途經上海。當楊振寧站在上海這座東方大都市的大馬路上,望著生平第一次見到的往來穿梭奔馳的汽車,他的驚愕程度絕對不會遜于《子夜》里那位從鄉下初到大上海的吳老太爺!爾后,他在下榻處,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撳便會涌出嘩嘩流水的抽水馬桶。這個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朧地感受到了現代科學技術的無比偉力!
父親任教的廈門,是一個給楊振寧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們家住的那棟小樓就坐落在大海的邊上。在那段美妙歲月里,他看到了藍天大海無窮無盡的變化,看到了偉大宇宙無邊無際的奧妙。這片廣袤無垠的天地,在楊振寧的心里,種下了對大自然、對祖國河山的深深情種,以及對探索自然奧秘的無窮興趣。
后來,父親受聘于清華大學,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楊振寧在清華園生活了8年,這8年恰恰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歲月。楊振寧曾多次談到,清華園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為深刻的印象。過了半個世紀,20世紀70年代以后,他欣然應聘出任清華大學名譽教授。近年來,在他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發展上。
當然,在這8年里,楊振寧也跟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親歷了日本軍國主義入侵祖國東北三省事件,親歷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于一個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自然是終身難忘的。
盧溝橋事變以后兩周,楊振寧與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為會像上海“一·二八”事變后一樣,日本人會撤退。但事與愿違,幾個月后,日機開始大規模轟炸,回北平的夢成了泡影。
西南聯大的感情鏈
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隨后就是那場人類歷史上野蠻血腥、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這是一段令楊振寧,也是令整個中華民族刻骨銘心的恥辱歷史。
烽火歲月里,父親帶著一家人從合肥經漢口等地到了昆明。楊振寧在那里進了西南聯大,那所在戰時極負盛名的大學。父親也在那所大學任教。
西南聯大由戰前中國最有聲望的三所大學合并而成,它們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讀了4年本科,爾后,1942年至1944年,還是在西南聯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學業。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讀的是物理系。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教授多為留學歐美歸來的年輕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聯大,最為成功的當推數學系,而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數學教授是:陳省身,華羅庚和許寶路。
說到物理系的老師們,楊振寧的眉宇間更是洋溢著一種難以抑制的懷念之情。那些當年親手把他引入科學圣殿的業師們,都是中國物理學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楊振寧是一個非常念舊重情的人,對于他來說,師恩終身難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趙宗堯教授,80年代,他曾與國內的物理學界同行共同撰文,贊揚趙老師在物理學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還有吳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楊振寧的眼里,這兩位老師當年的教育對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響。
楊振寧在上大學四年級時,曾就畢業論文一事求教于吳大猷教授。吳大猷當時給他出了一個題目:“群論在分子光譜學中的運用”,而分子光譜學正屬于吳大猷本人當時的研究范圍。在吳大猷的指導下,楊振寧完成了這篇論文。就在完成這篇論文的過程中,楊振寧第一次步入群論研究這一神奇之谷,群論在未來物理學研究空間中的重要地位,群論所展示的那種令人贊嘆的奇特的美,在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心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楊振寧一生所從事的研究幾乎都與群論有關。
從美國學成歸來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從事統計力學研究的,一位優秀的教師對學生日后的學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楊振寧一生從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是統計力學。
韓愈曰,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楊振寧后來的事業,已被歷史證明是超過了他的老師,但是,對他而言,沒有這些優秀的甘為人梯的老師們,就不會有他楊振寧的今天。師恩難忘哪!
1944年,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獲碩士學位。同年,清華公費留美發榜,楊振寧榜上有名。
為了護照、簽證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親雖為教授,但戰時持續通貨膨脹,入不敷出,可謂捉襟見肘。迫于生活,楊振寧在等待出國的這一年里,做了西南聯大附中的教師。他自然沒有想到,這一年的教職,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滿良緣。
今天我們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
楊振寧說,他很感謝那一年的中學教師生活,因為那段生活使他對中學生、中學老師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別是,在自己任教的那個班上,他認識了后來的太太、當時的學生杜致禮。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楊振寧決定在印度加爾各答搭乘去美國的運兵船。等了兩個月,終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經地中海、紅海和直布羅陀海峽……最后到達了美國。
“上岸至今,已經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東上海國際會議中心的演講大廳,對著上千位聽眾、同胞,他十分有感觸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跟當年父親一樣,楊振寧也選擇了芝加哥大學。他希望著名的物理學大師費爾米做自己的導師,結果如愿以償。
費爾米在當時已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之一,這位非凡的科學家同時在上述兩個領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念了兩年半,獲得了博士學位。爾后,又留校教了一年書。楊振寧在芝大的力學老師是當時年齡還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來被譽為氫彈之父。楊振寧記得,泰勒有一種非常反傳統的性格。有時候,他會在走廊上拉住你,興致勃勃地談他剛萌生的一個新見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無懼色地糾正了自己。也許,在泰勒的10個新見解中,有9個半是錯誤的。但這對楊振寧一生的科學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因為,科學研究,發現、揭示真理,這確實需要一種異乎尋常的率真和勇氣,而在這份勇氣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認識和糾正自己錯誤的自信和大膽。
離開芝加哥大學后,楊振寧去了普林斯頓研究院。這所獨立的研究機構有二十幾位專職教授,沒有學生,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員。
楊振寧在普林斯頓呆了17年。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聯大附中教書時的學生,后來成為他太太的杜致禮。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們都同意,當時是她先看到我了。”楊振寧說。也許是太太不在身邊,說這話時顯得旁若無人。
邂逅的地點在普林斯頓的一家飯店。
“楊老師,你還認識我嗎?”那天,杜致禮突然出現在楊振寧的面前,明眸含笑地問道。
人生的改變有時是從一句尋常到不能再尋常、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寒暄語開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緣男女一樣,這對年輕人很快墜入愛河。8個月后,他們喜結連理。
在普林斯頓研究院這塊學術圣地中,最負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認為20世紀人類科學史上的驕傲的愛因斯坦,以及同樣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學大師奧本海姆。
在普林斯頓研究院的綠色草坪間,年輕的楊振寧經常能夠看到愛因斯坦步行而來。他從來不開汽車,與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與偉大的前輩同飲一池之水,自使楊振寧備享“開光”之澤,獲益終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稱不守恒現象”這一重大理論,年僅36歲的楊振寧與他在美國的中國同行李政道博士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居世界一流科學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頓生活了17年之后,楊振寧收到了來自紐約的邀約函。紐約州正在籌建一所新的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這所大學的校長懷廣納賢才共襄盛舉之心,盛情邀請楊振寧加盟,助其為新校發展出力。
楊振寧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馬上任。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開啟回國之門
1971年,在中美關系史上,先后有毛澤東邀請他的老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走上天安門、“乒乓外交”等震驚中外的大事,這一系列重要信號預示著中美關系解凍在即。
1949年以后,楊振寧一直與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著聯系。他曾經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內瓦和香港等地見面。面對著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畫美景,與家人久別重逢的片刻喜悅卻無從消除長期離別的苦澀愁情。
當他獲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給父親去信,要求回國探親。忐忑不安地,父親將此事向有關方面作了請示匯報。很快,楊武之教授就接到來自國務院的答復:“歡迎!讓你的兒子到中國駐法大使館去簽證。”當時中國和美國之間沒有建交,許多中美之間的重大外交談判都在巴黎進行。
就這樣,楊振寧,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便成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成績卓著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回國訪問的第一人。
楊振寧在上海華山醫院見到了父親楊武之。當時父親已經罹病住院,但他氣色不錯,特別是見到愛子歸來,更是喜出望外。
兩年以后,楊武之教授在華山醫院故世。這位老人離去時的心情當是安詳自如的,因為他為社會、為祖國、為世界奉獻了一個杰出優秀的兒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終于能與遠隔重洋的兒子在祖國重逢。
大餅油條攤的“糧票風波”
楊振寧1971年第一次回國,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錦江飯店。
住進飯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傳喇叭給吵醒了。他隨手取了照相機走出飯店。他看到,馬路對面有一家大餅攤。好香哪!大餅,油條,還有豆漿、粢飯團,這里面,有多少兒時的歡樂,多少青少年時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餅油條攤,把手伸進褲袋,袋里有弟弟楊振漢頭天晚上給他的一些人民幣零錢。他看見一位中年婦女在舀豆漿。
“一碗豆漿多少錢?”
“兩分錢。”
掏錢。伸手接豆漿。
“同志,糧票——”
“糧票,什么糧票?”
他一臉驚愕。對方卻是一臉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漿也顧不上拿了。
他繼續漫無目標地走,略微顯得有點心神不寧。忽然,他瞥見前面不遠處那一長排修剪整齊的法國梧桐樹中間,有一個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楊振寧一時童心大發,舉起手上的照相機,便要把這動人的一幕記留下來。
“不要動!”
猛然間,他聽到一聲斷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機差點跌出手去。
抬頭望去,那是一張警覺的臉。很認真很執著。對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動。
那是一個對許多事許多人保持著高度警惕的時代,站在楊振寧前面的是一位階級斗爭的弦繃得緊緊的市民。
那人叫來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軍。解放軍是懂紀律的,他對楊振寧說:“你先站著,我去請示一下。”
“誤會了,這是我們請來的客人!”
幸好,一位錦江飯店的工作人員看著楊振寧從飯店大門口走出去,見他久久不歸,便走出飯店張望一下,不想正好給楊振寧解了圍。
一場虛驚。
風波過后,楊振寧的父母堅持讓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發生。
他把毛主席詩詞看了10天
楊振寧那一年回國,到了很多地方。他發現,雖然當時中國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強度日,但他們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楊振寧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長安街的北京飯店。在他房間的墻上,掛著水印木刻的毛澤東主席的墨跡:“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楊振寧看著這兩句詩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國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國人,他不能回避這樣一個十分現實又十分敏感的問題,他不能不面對這些縈繞腦際揮之不去的問題。
他反復思考的結論是:中美之間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他,楊振寧,將竭盡己力,努力促進中美關系的好轉。盡管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家。
回到美國后,這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到各處作了多場演講,身體力行地為中美兩國關系的改善而奔走呼號。
1973年夏,已經步入晚年的毛澤東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會見了楊振寧。
在這次會見時,楊振寧十分吃驚地發現,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竟然對自然科學抱有十分濃厚的興趣。那天,他跟楊振寧興致勃勃地討論了基本粒子的結構問題。
毛澤東把身子靠近楊振寧,興奮地笑著,用一口濃重的湖南鄉音告訴對方:在中國,那些古代哲學家們也曾試圖解釋過物質的結構。這位充滿睿智的老人還風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話,這一切激發了諾貝爾獎得主的很大的興趣。
毛澤東伸出手指,比劃著問楊振寧:“在你們的領域里,對‘理論’這個詞和‘思想’這個詞是如何用的?”
楊振寧顯然給問住了,他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他停頓了好一陣,向對方作了一個他自己也并不滿意的答復。隨后,話題又轉入這兩個詞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義,并把它們放入物理學學術這個特定領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這兩個詞之間的細膩區別。楊振寧認為,這一關于“理論”和“思想”的詞義討論似乎沒有得出任何具體的結論,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國在10年里有望問鼎諾貝爾獎 。
從1971年楊振寧第一次回國至今,已經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賓館11樓,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輕輕撩開南窗的窗簾,顯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幾年間,上海這座城市已經變得讓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認不出來了!
楊振寧已經有7、8年沒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喚起多年以前的記憶,但他已無從找到這座城市原來所給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楊振寧認為,新中國已是一個新新中國了。
楊振寧還認為,中國在20世紀的科技進步非常之快,而且現在還繼續保持著這種進步。再過三四十年,中國一定能夠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當談到父母當年對自己的教育時,楊振寧十分坦率地承認,父母當年對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時候數學好,但父親并沒有刻意地向他灌輸數學知識,上初一、初二時,還讓一位著名的歷史教授教他《孟子》。
對于當前出現低齡出國留學現象,楊振寧的看法很辯證:一個人的目標是在學術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辦法是在國內念好的中學和大學,到國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將來的生活優裕,那么低齡出國的成功率比較大。
他還認為,中國的機會比外國的機會多。
他說:“清華的學生比美國大學的學生水平高。這話我不是隨便講的,是認真想過的。中國的學生數是美國的4倍,而中國的大學遠遠沒有美國多。所以我說,哈佛大學學生的水平不能跟清華大學比。中國學生在美國念研究生,一開始有吃虧的地方,這是中國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穩扎穩打所以導致學生的膽子小,一開始手腳放不開,時間長了,也就適應了,步子也快了。”
談及中國科學家什么時候能夠在本土問鼎諾貝爾獎,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說,他對馮友蘭晚年提出的“舊邦新命”論完全贊同。
“這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在21世紀是一個新的國家,一個舊邦中生長出來的新的國家。對于21世紀的世界,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楊振寧 (Chen Ning Yang) 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國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鳳陽府。楊振寧的父親楊克純(字武之)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數學博士,回國后曾任清華大學與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主任多年。楊振寧1938年至1944年在中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讀書,先后獲學士、碩士學位。楊振寧的學士論文的導師是吳大猷,碩士論文導師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學,1948年獲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958年至1979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和波蘭、美國等6所院校的物理學博士學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研究員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是美國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66年起任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艾伯特·愛因斯坦講座教授兼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將理論物理研究所命名為“楊振寧理論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該校授予一等榮譽博士學位。
楊振寧于1956年與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原理,因而共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一原理徹底改變了人類對對稱性的認識,為人們正確認識微觀粒子世界開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貝爾規范場理論,大大促進了四種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另外,楊振寧還是統計物理、凝聚態物理、量子場論、數學物理等諸多領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驅和奠基人。
1971年以來,他多次到中國探親、訪問和講學,同時努力幫助中國學者和留學生在美進行科研和學習,在促進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華大學授予楊振寧為清華大學名譽教授,1994年6月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兒,她是楊振寧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附屬中學教書時的學生。他們于1950年結婚,生有兩子一女:長子楊光諾、次子楊光宇和女兒楊又禮。
2004年12月24日,楊振寧與潮汕女子翁帆在汕頭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記處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
鄧稼先(1924.6.25-1986.7.9)中國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他生于安徽省懷寧,1945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50年獲美國普渡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中國科學院物理學數學化學部副學術秘書,核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研究員、副院長、院長,核式業部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他主要從事核物理、理論物理、中子物理、等離子體物理、統計物理和流體力學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開始組織領導開展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對原子彈的物理過程進行大量模擬計算和分析,從而邁開了中國獨立研究設計核武器的第一步,領導完成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并參與指導核試驗前的爆轟模擬試驗。原子彈試驗成功后,立即組織力量探索氫彈設計原理、選定技術途徑,組織領導并親自參與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制和試驗工作。70年代初以來,在組織、領導、規劃新的核武器工作方面,他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是中國核武器理論杰出的奠基者。
姓名:楊振寧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22年10月1日。
籍貫:安徽合肥
學歷:博士
楊振寧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來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國護照上誤寫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滿周歲,父親楊武之考取公費留美生而出國了。4歲時,母親開始教他認方塊字,1年多的時間教了他3千個字。楊振寧在60歲時回憶說:“現在我所有認得的字加起來,估計不超過那個數目的2倍。”
1928年楊振寧6歲的時候,父親從美國回來,一見面就問他念過書沒有?他說念過了。念過什么書?念過《龍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來了。楊振寧回憶道:“父親接著問我書上講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釋。不過,我記得他還是獎了我一支鋼筆,那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
楊振寧讀小學時,數學和語文成績都很好。中學還沒有畢業,就考入了西南聯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歲。1942年,20歲的楊振寧大學畢業,旋即進入西南聯大的研究院。兩年后,他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并考上了公費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進芝加哥大學,1948年獲博士學位。
1949年,楊振寧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開始同李政道合作進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間遇到許多令人迷惑的現象和不能解決的問題。他們大膽懷疑,小心求證,最終推翻了宇稱守恒律,使迷惑消失,問題解決。楊振寧在1957年諾貝爾演講中這樣說道:“那時候,物理學家發現他們所處的情況就好像一個人在一間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樣。他知道在某個方向上,必定有一個能使他脫離困境的門。然而究竟在哪個方向呢?原來,那個方向就是宇稱守恒定律不適用于弱相互作用。”
楊振寧對物理學的貢獻范圍很廣,包括粒子物理學、統計力學和凝聚態物理學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發現宇稱不守恒之外,楊振寧還率先與米爾斯(R.L.Mills)提出了“楊-米爾斯規范場”,與巴克斯特(R.Baxter)創立了“楊-巴克斯方程”。美國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賽格瑞(E.Segre)推崇楊振寧是“全世界幾十年來可以算為全才的三個理論物理學家之一”。
楊振寧謹記父親楊武之的遺訓:“有生應記國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國科學家中率先訪華的。他說:“作為一名中國血統的美國科學家,我有責任幫助這兩個與我休戚相關的國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誼的橋梁。我也感覺到,在中國科技發展的道途中,我應該貢獻一些力量。”
楊振寧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20多年來,他頻繁穿梭往來于中美之間,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學術聯系工作。他寫過這樣兩句詩:“云水風雷變幻急,物競天存爭朝夕。”
人們贊揚在理論物理前沿度過了半個世紀的諾貝爾獎得獎人楊振寧是一位堅忍不拔、具數學天才的科學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對稱性,而這些對稱性常常是隱藏在雜亂的實驗物理結果的后面。
楊振寧長時期在看來是神秘的物理學和數學的十字路口工作。在這個領域內,一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靈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還沒有實驗證據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樣運轉的。這是一個外行很難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滿了希臘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尋求用數學去解決問題的“品味”和“風格”,有尋求用正確語言來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內心的靈感。
物理學家戴森去年在石溪為楊振寧退休所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上說:“楊振寧對數學的美妙的品味照耀著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為精致的藝術品,使他的深奧的推測成為杰作。”這使得他“對于自然神秘的結構比別人看得更深遠一些”。
楊振寧已有華發,可是看起來比他的實際年齡年輕得多。他仍穿梭于紐約和遠東之間。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學有密切的聯系,并且是設在南朝鮮漢城的一個理論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關于他的生活和時代的一次廣泛的談話中,楊振寧談到他的物理學生涯,談到他沒有能從事某些領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遺憾。楊振寧也談到他在中國童年和他長時間為溝通美國和自己的祖國在科學和文化方面的差異所作的努力。楊振寧談到他擔心中美關系的裂痕會擴大,以及由于新近對臺灣出生的物理學家李文和間諜活動嫌疑的調查,將為亞洲和亞裔美國科學家帶來的困難。1971年中美關系開始解凍,楊振寧自1945年到美國來當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他會見了已故的周恩來和中國的其他領導人,幫助開展了兩國之間的科學合作。他擔心這些合作將面臨危險。
那時候,當他從國外旅行回來后,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常常去找他。中央情報局的官員第一次去找楊振寧時楊要讓他的秘書記錄他們的談話,以免誤解。楊振寧繼續保持和中國的密切聯系,他說:“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近來沒有再來找我的麻煩。”
楊振寧最關心的是科學而不是政治。他談到自己的一些經歷:一個從中國偏僻地區一個落后的城市來的年輕學生,怎么會有幸參與20世紀一個最主要的思想革命。這場革命是試圖用一個統一的方法來了解自然的無窮多樣性,從混沌的星球爆炸到電子環繞原子核的顫動。
1956年楊振寧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發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學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稱守恒?基本粒子和它們的鏡象的表現是完全相同的。因為這個工作,兩人獲得了1957年的諾貝爾獎。
從長遠來看,1954年楊振寧和已故的米爾斯的開拓性的工作卻更為重要。那一年,兩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國立實驗室工作。他們提出了一個稱為非阿貝爾規范場的理論結構。以后證明它是以統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關鍵。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論物理學家馬奇努說:“當它在1954年寫成時,爭論極大。一些人認為它和物理世界無關。”當時,楊和米爾斯沒有繼續發展下去。可是以后證明,這個從微分幾何和纖維叢這樣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來的數學,正是為描述像磁、電、強核力,也許還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換所。戴森講道:“我要說,在楊振寧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規范常已經證明這比他和李政道關于宇稱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楊振寧和李政道的關系變得愈來愈緊張,兩人在1962年分手。楊振寧拒絕談論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們的關系變得緊張的。他說:“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說,這是一個悲劇。”他們兩人已經有幾十年沒有講話了。
楊振寧扎根于數學,但是他指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脫離現實世界的形而上學的游戲。40年代后期他剛去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時曾打算成為實驗物理學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自己的動手能力很差。實驗室的同事們開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楊振寧。”
曾任布洛克海文國立實驗室主任的實驗物理學家薩奧斯說:“楊振寧是一位極具數學頭腦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學歷,他對實驗細節非常有興趣。他喜歡和實驗學家們交談,對于優美的實驗極為欣賞。”
對于物理學家最大的挑戰,依然是提出一個統一的理論,它既適用于以重力為主的極大王國,又適用于由量子所主宰的極小王國。物理學家在70年代已經在這方面獲得進展。他們提出一個稱為標準模型的理論。可是標準模型并沒有將重力考慮在內。
目前,弦線理論可能可以克服這個缺點。這個理論經過修改后要求十或十一維時——空,而不是我們熟悉的四維時空,即時間這一維加上立體幾何的三維。弦線理論提出來已經20多年,它在年輕的理論物理學家中很流行。可是楊振寧在晚年時是不同意這個理論的。楊振寧懷疑弦線理論或其派生的理論是否能將所有客觀存在的現實都放進一個簡潔的包裝中。
楊振寧說:“弦線理論并沒有得到實驗證明。它太不定形,太模糊。”問題部分地在于,為探索弦線的影響,需要極高的能量,更強的粒子加速器。如何寫出一個可以工作的理論,并從事十維計算也是一個問題。
楊振寧提出物理學正經歷一個過渡期。不斷地尋找更快更小的計算機晶片等的應用研究,將會比基礎研究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他說:“很清楚,在未來的30到50年中,人們將更注意物理學的應用。其理由并不是因為所有的基本問題都已經解決了,而是因為更深入地探索物質的基本結構變得愈來愈貴。”他又說,1993年國會決定中止建造超導超級對撞機是一個信號,高能物理有充裕的經費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超導超級對撞機是要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建造的一個基本粒子加速器,它的直徑將達54哩。
楊振寧預言,計算機工業的實際需求將會推動界于微觀和宏觀之間的物理學的發展,他承認許多分析家們早已預言,21世紀將是生物學的世紀,就像剛剛過去的20世紀被稱為物理學的世紀一樣。是什么環境使楊振寧能在占支配地位的物理學中起重要作用呢?聽他自己說,在他的成功中,運氣和抱負同樣重要。
楊振寧早年處于一個更像是中世紀的而不是現代的社會。他得益于幸運的家庭環境以及和同事與學者們的聯系。這些為他進入更廣闊的知識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鋪平了道路。反過來,他正通過不斷努力在亞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為回報。
楊振寧生長在中國中部一個圍有城墻的城市——合肥。當時,這個城市的街道是沒有路面的,城門很窄,以致30年代第一部汽車開來時無法通過。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閉塞,楊振寧直到6歲才第一次看見香蕉。
楊振寧的父親是當地中學的數學教師。他通過了一次獎學金考試,得以出國,去芝加哥大學讀書,回國后在廈門大學教書,以后去了北京清華大學。
楊振寧本人追隨他父親走上了學術道路。他說:“我很幸運,上百萬和我同齡的人不是餓死就是面對軍閥混戰。”他住在北平一個學術性的社區內,沉浸在一個重視研究、重視知識的社區中。他的父親很快就發現兒子有數學天才,可是并沒有直接教他數學。楊振寧說:“父親的哲學是‘不要著急’。”在談天時他偶爾會向兒子提出數學難題。可是父親也認識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楊振寧念完中學初一時,父親請了一位同事來教他中國古文。經過兩個夏天的緊張學習,年輕的楊振寧能背誦孔子的門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1937年日本入侵,楊振寧的父親被迫離開北平,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楊振寧繼續走好運。年輕的楊振寧不久進了這所大學,受教于一些當時中國最杰出的科學家。他們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國,其中包括陳省身。陳省身現在已經從伯克萊加州大學退休,許多人都認為他是現在活著的最重要的微分幾何學家。
在昆明時,楊振寧開始提高他的英文。他決定不用字典來念英文小說。他選的第一本小說是斯蒂文森的《金銀島》。這部小說里有和大海有關的俚語,因而很難念。他花了一個星期,念完了這本書,接著念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在熟讀這兩本書以后,楊振寧說:“以后就容易了。”
楊振寧還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對美國初期的科學家兼政治家富蘭克林很崇敬,富蘭克林的自傳激勵了楊振寧。去美國后他取名為富蘭克,并將第一個孩子的英文名字取為富蘭克林。
1945年楊振寧得到庚子賠款獎學金去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接受了楊振寧,可是他要拜才華橫溢的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米為師,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學并在以后被稱為氫彈之父的泰勒的指導下寫了博士論文。論文寫好后只有4頁。泰勒說服楊振寧,無論如何,一篇博士論文只有4頁總是太短了,要他加長。他照辦了,加到了23頁。在物理學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轉向遠東。楊振寧將把他的文稿與信件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而不是給石溪紐約州立大學。他是中文大學的訪問教授。楊振寧也沒有排除他搬回中國的可能性,因為回去后他和與他結縭已50年的妻子杜致禮會得到更好的照顧。?新近,致禮在石溪州立大學的醫院動了三次腫瘤手術,結果良好。?楊振寧在長島還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遠離他的三位已經成年的孩子身邊。他們三位都已得到科學方面的學位。楊振寧說:“他們是美國人。他們接觸的中國文化很少。”長子光諾畢業于密西根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現在是紐約州西徹斯特縣的一位財務顧問。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學博士,住在紐約城,為J.P.Marg財務公司分析化學工業。女兒又禮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縣的一位醫生。
楊振寧在1964年成為美國公民。他說:“我們在美國過得很不錯。在這里我們有許多朋友。我們在兩個社會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為他的退休舉行的學術討論會結束時,楊振寧談到他在60歲時的一個“偉大和意義深遠的發現”:“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9世紀的一位中國詩人李商隱的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20世紀初,另一位作家,也是楊振寧父親的朋友?譯者注:朱自清?,把這兩行詩句改為: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在歷經一生對自然的神秘的思考以后,楊振寧認為這一改造更精確地描述了他晚年的想法。
兩人是要好的同學和朋友。
20世紀中期,鄧稼先就讀于北京崇德中學,楊振寧也在該校讀書,自此,兩人成了要好的同學和朋友。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楊振寧一家隨校遠赴西南大后方。
1941年夏,鄧稼先考取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此時楊振寧已是西南聯大的三年級學生,在該校,兩人又可以經常在一起切磋學業、交流心得。鄧稼先對其姐說,振寧兄是我的課外老師。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不久,楊振寧考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次年,鄧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在征求楊振寧的意見后,鄧稼先順利地進入美國普渡大學就讀物理系。
1950年8月,鄧稼先回到中國,從那以后,鄧稼先便和在美國的楊振寧天各一方,長時間失去了聯系。
1986年7月,鄧稼先去世,楊振寧回到北京為鄧稼先掃墓,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將一只藍色盒子交給楊振寧,盒子里面整齊地放著他們的家鄉安徽出產的文房四寶,表示兩人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永世長存。
擴展資料:
鄧稼先(1924—1986),九三學社社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為中國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發做出了重要貢獻。成功地設計了中國原子彈和氫彈,把中國國防自衛武器引領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1999年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由于他對中國核科學事業做出了偉大貢獻,被稱為“兩彈元勛”。鄧稼先在一次實驗中,受到核輻射,身患直腸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終年62歲。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_楊振寧
鄧稼先和楊振寧,他是我國的高能物理專家,他為我國的火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一個人的價值就可以頂到軍隊的十個,視它為人類的發展做出的貢獻太大了,我們主要學習的就是他們的愛國精神,我們一定要學文化為我們的祖國強大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才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