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五蠹(韓非子五蠹今境內之民皆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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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譯

韓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譯如下：

作者：韓非。

創作年代：先秦。

1、原文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2、譯文

在舜統治天下的時候，苗族不歸順，禹準備去征伐它，舜說：“不行。崇尚德教還做得不夠就施行武力，這不是治國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時間進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為道具跳起舞來，苗族才歸順了。在共工戰斗的時候，兵器短的被敵人刺到，鎧甲不堅固的傷到自己的身體，而不適用于今天。所以說:情況變了，措施也要變。

《五蠹》作者簡介

韓非(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戰國末期韓國(河南新鄭）人，身于貴族世家。他和秦始皇的宰相李斯都是荀況的學生，是秦王朝統一全國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建議韓王采用法家主張，實行變法以圖自強，但未被采納。后來韓非的著作如《孤憤》、《五蠹》等傳到秦國，秦始皇讀后十分欣賞韓非的才識。

韓非生活于戰國末期，這時期經歷了春秋以來約300年的戰爭動亂局面，結束了奴隸制的統治，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鞏固，封建主義的上層建筑也初步確立。要求出現一個統一的安定發展的政治局勢，成為全國人民一致的愿望。

以上內容參考360百科-五蠹

《五蠹》原文及對照翻譯

五蠹原文閱讀出處或作者：《韓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動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眼養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函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餉;欀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圣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铦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面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

五蠹對照翻譯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動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上古時代，人民少，可是禽獸卻很多，人類受不了禽獸蟲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現了，在樹上架木做巢居住來避免獸群的侵，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有巢氏。當時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實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難聞的氣味，傷害腸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現了，鉆木取火來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燧人氏。中古時代，天下發大水，鯀和禹疏導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時代，夏桀和商紂殘暴，商湯和周武王起兵討伐。如果有人在夏朝還在樹上架木筑巢，還鉆木取火，一定會被鯀、禹恥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還盡全力去疏導河流，一定會被商湯、周武王恥笑了。這樣說來，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還贊美堯、舜、湯、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會被新的圣人恥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謂永久適用的制度，而應研究當前的社會情況，并根據它制定符合實際的措施。有個耕田的宋國人，田里有個樹樁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樹樁上，碰斷脖子死了;這個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農具，守在樹樁子旁邊，希望再撿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卻被宋國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來治理現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類似的人。

古時男子不須耕種，野生的果實就足夠食用;婦女不須紡織，禽獸的毛皮就足夠穿著。不需要做費力的事，給養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財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間不爭斗。因此不需實行厚賞，不用采取重罰，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這樣祖父沒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民多而財物缺少，干體力活干得很勞累，可是給養還是很少，所以人民發生爭斗。即使加倍獎賞和加重懲罰，還是不能避免紛亂。

堯統治天下的時候，他的住房簡陋，茅草蓋的屋頂都不加修剪，櫟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糧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現在的看門人，穿的吃的都不會比這更差了。禹統治天下的時候，親自拿了農具干活，給百姓帶頭，累得大腿上沒有肌肉，小腿上不長毛;即使現在奴隸的勞動都不會比這更苦了。按這樣的情況推論，古代讓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脫離看門人的生活，擺脫奴隸的勞苦，所以把天下傳給別人并不值得稱贊。今天的縣官，一朝死了，子孫世世代代還可乘車，所以人們看重官職。因此人們對于讓位的事，可以輕易辭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卻難以丟掉現在縣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實際情況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卻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節日都把水作禮物相互贈送，在沼澤低洼地區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卻要雇工開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來了也不供飯;豐年秋收時，疏遠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飯。這不是疏遠骨肉兄弟而愛護過路客人，而是由于糧食多少的實際情況不相同。因此古人輕視財物，不是什么仁愛，只是因為財物多;現在人們的爭奪，也不是小氣，只因財物太少。古人輕易辭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為權勢微薄;今人看重并爭取做官和依附權勢，不是品格卑下，是因為權勢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財物多少、考慮權勢大小來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說古代刑罰輕不算仁慈，現在責罰嚴也不算殘暴，要適應社會習俗而行事。因此情況隨著不同時代而發展，政策措施也要適應不斷發展的情況。

《五蠹》原文及翻譯

《五蠹》原文及翻譯如下：

原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

翻譯：在上古時代，人口稀少，鳥獸眾多，人民受不了禽獸蟲蛇的侵害。這時候出現了一位圣人，他發明在樹上搭窩棚的辦法，用來避免遭到各種傷害。人們因此很愛戴他，推舉他來治理天下，稱他為有巢氏。當時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傷害腸胃，許多人得了疾病。

作品介紹

《韓非子·五蠹》是戰國末期法家學派代表人物，韓非創作的一篇散文。《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說理文進一步發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韓非文章的一般特點。作者舉出了大量的事實，于對比中指出古今社會的巨大差異，論據充分，詞鋒銳利，推理事實切中肯綮。

韓非子，即韓非，為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稱韓子或韓非子。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韓非子》一書，給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上內容參考：百度百科—《韓非子·五蠹》

韓非子五蠹是哪五個故事

《韓非子·五蠹篇》中五個故事是濫竽充數、買櫝還珠、守株待兔、鄭人買履、自相矛盾。

1、濫竽充數

濫：失實的，假的。不會吹竽的人混在吹竽的隊伍里充數。比喻無本領的冒充有本領，次貨冒充好貨。《韓非子·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2、買櫝還珠

櫝：木匣；珠：珍珠。買下木匣，退還了珍珠。比喻沒有眼力，取舍不當。《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柜，熏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

3、守株待兔

株：露出地面的樹根。原比喻希圖不經過努力而得到成功的僥幸心理。現也比喻死守狹隘經驗，不知變通。《韓非子·五蠹》記載：戰國時宋國有一個農民，看見一只兔子撞在樹根上死了，便放下鋤頭在樹根旁等待，希望再得到撞死的兔子。

4、鄭人買履

用來諷刺只信教條，不顧實際的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

5、自相矛盾

矛：進攻敵人的刺擊武器；盾：保護自己的盾牌。比喻自己說話做事前后抵觸。《韓非子·難一》：“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之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勿能應也。”

韓非子《五蠹》全文翻譯及中心思想

譯文：上古時代，人民少，可是禽獸卻很多，人類受不了禽獸蟲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現了，在樹上架木做巢居住來避免獸群的侵，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有巢氏。當時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實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難聞的氣味，傷害腸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現了，鉆木取火來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愛戴他，便推舉他做帝王，稱他為燧人氏。中古時代，天下發大水，鯀和禹疏導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時代，夏桀和商紂殘暴淫亂，商湯和周武王起兵討伐。如果有人在夏朝還在樹上架木筑巢，還鉆木取火，一定會被鯀、禹恥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還盡全力去疏導河流，一定會被商湯、周武王恥笑了。這樣說來，那么如果有人在今天還贊美堯、舜、湯、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會被新的圣人恥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謂永久適用的制度，而應研究當前的社會情況，并根據它制定符合實際的措施。有個耕田的宋國人，田里有個樹樁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樹樁上，碰斷脖子死了；這個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農具，守在樹樁子旁邊，希望再撿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卻被宋國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來治理現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類似的人。

古時男子不須耕種，野生的果實就足夠食用；婦女不須紡織，禽獸的毛皮就足夠穿著。不需要做費力的事，給養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財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間不爭斗。因此不需實行厚賞，不用采取重罰，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這樣祖父沒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民多而財物缺少，干體力活干得很勞累，可是給養還是很少，所以人民發生爭斗。即使加倍獎賞和加重懲罰，還是不能避免紛亂。

堯統治天下的時候，他的住房簡陋，茅草蓋的屋頂都不加修剪，櫟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糧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現在的看門人，穿的吃的都不會比這更差了。禹統治天下的時候，親自拿了農具干活，給百姓帶頭，累得大腿上沒有肌肉，小腿上不長毛；即使現在奴隸的勞動都不會比這更苦了。按這樣的情況推論，古代讓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脫離看門人的生活，擺脫奴隸的勞苦，所以把天下傳給別人并不值得稱贊。今天的縣官，一朝死了，子孫世世代代還可乘車，所以人們看重官職。因此人們對于讓位的事，可以輕易辭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卻難以丟掉現在縣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實際情況不相同。

在山上居住卻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節日都把水作禮物相互贈送，在沼澤低洼地區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卻要雇工開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來了也不供飯；豐年秋收時，疏遠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飯。這不是疏遠骨肉兄弟而愛護過路客人，而是由于糧食多少的實際情況不相同。因此古人輕視財物，不是什么仁愛，只是因為財物多；現在人們的爭奪，也不是小氣，只因財物太少。古人輕易辭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為權勢微薄；今人看重并爭取做官和依附權勢，不是品格卑下，是因為權勢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財物多少、考慮權勢大小來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說古代刑罰輕不算仁慈，現在責罰嚴也不算殘暴，要適應社會習俗而行事。因此情況隨著不同時代而發展，政策措施也要適應不斷發展的情況。

古時周文王住在豐、鎬一帶，土地只有百里見方，施行仁義的政治，用安撫的手段使西戎歸附了自己，終于統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漢水以東，土地有五百里見方，施行仁義的政治，向他獻地朝貢的國家有三十六國；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國，便滅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義的政治終于統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義的政治卻亡掉了自己的國家，這說明仁義的政治只適用于古代而不適用于今天。所以說：時代變了，情況也變了。

在舜統治天下的時候，苗族不歸順，禹準備去征伐它，舜說：“不行。崇尚德教還做得不夠就施行武力，這不是治國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時間進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為道具跳起舞來，苗族才歸順了。在共工戰斗的時候，短兵器都能及敵人之身，鎧甲不堅固就會傷到身體，這說明持盾牌大斧跳舞來降服敵人的辦法只適用于古代，而不適用于今天。所以說：情況變了，措施也要變。

上古時在道德上爭勝，中世時在智謀上角逐，現在便在軍事實力上競爭了。

齊國準備進攻魯國，魯國派子貢去說服齊國。齊國人說：“你的話不是說得沒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這些話所說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魯國，直到距離魯國都門十里的地方劃為邊界線。所以說偃王施行仁義而徐國滅亡了，子貢機智善辯而魯國的國土削減了。從這方面來講，施行仁義和機智善辯，都不是用來保持國家的辦法。拋掉偃王的仁義，廢棄子貢的機變，憑借徐國、魯國自己的實力，用來抵抗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那么齊、楚兩國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魯兩國得逞了。

古今社會風俗不同，新舊政治措施也不一樣。如果想用寬大和緩的政策去治理劇變時代的民眾，就好比沒有韁繩和鞭子卻要去駕馭烈馬一樣，這就會產生不明智的禍害。現在，儒家和墨家都稱頌先王，說他們博愛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愛子女一樣。用什么證明先王如此呢？他們說：“司寇執行刑法的時候，君主為此停止奏樂；聽到罪犯被處決的報告后，君主難過得流下眼淚。”這就是他們所贊美的先王。如果認為君臣關系能像父子關系一樣，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論開去，就不會存在父子之間發生糾紛的事了。從人類本性上說，沒有什么感情能超過父母疼愛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樣疼愛子女，家庭卻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愛臣民，何以見得天下就不會發生動亂呢？何況先王的愛民不會超過父母愛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棄父母，那么民眾何以就能靠仁愛治理好呢？再說按照法令執行刑法，而君主為之流淚；這不過是用來表現仁愛罷了，卻并非用來治理國家的。流淚而不想用刑，這是君主的仁愛；然而不得不用刑，這是國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執行法令，并不會因為同情而廢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愛來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就明白無疑了。

況且人們一向就屈服于權勢，很少能被仁義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養身心，宣揚儒道，周游列國，可是天下贊賞他的仁、頌揚他的義并肯為他效勞的人才七十來個。可見看重仁的人少，能行義的人實在難得。所以天下這么大，愿意為他效勞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導仁義的只有孔子一個。魯哀公是個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統治魯國，國內的人沒有敢于不服從的。民眾總是屈服于權勢，權勢也確實容易使人服從；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魯哀公卻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從于魯哀公的仁義，而是屈服于他的權勢。因此，要講仁義，孔子就不會屈服于哀公；要講權勢，哀公卻可以使孔子俯首稱臣。現在的學者們游說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勝的權勢，而致力于宣揚施行仁義就可以統治天下；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樣，要求天下民眾都像孔子門徒。這在事實上是肯定辦不到的。

現在假定有這么一個不成材的兒子，父母對他發怒，他并不悔改；鄉鄰們加以責備，他無動于衷；師長教訓他，他也不改變。拿了父母的慈愛、鄉鄰的幫助、師長的智慧這三方面的優勢同時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卻始終不受感動，絲毫不肯改邪歸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著武器，依法執行公務，而搜捕壞人的時候，他這才害怕起來，改掉舊習，變易惡行。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須依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法；這是由于人們總是受到慈愛就嬌縱，見到威勢就屈服的緣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墻，就連善于攀高的樓季也不能越過，因為太陡；干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趕上去放牧，因為坡度平緩。所以明君總要嚴峻立法并嚴格用刑。十幾尺布帛，一般人見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著的百鎰黃金，即使是盜躍也不會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時候，十幾尺的布帛也不肯丟掉；肯定會燒傷手時，就是百鎰黃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嚴格執行刑罰。因此，施行獎賞最好是豐厚而且兌，使人們有所貪圖；進行刑罰最好嚴厲而且肯定，使人們有所畏懼；法令最好是一貫而且固定，使人們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隨意改變，執行刑罰不輕易赦免。對受賞的人同時給予榮譽，對受罰的人同時給予譴責。這樣一來，不管賢還是不賢的人，都會盡力而為了。

現在就不是這樣。正是因為他有功勞才授予他爵位的，卻又鄙視他做官；因為他從事耕種才獎賞他，卻又看不起他經營家業；因為他不肯為公干事才疏遠他，卻又推祟他不羨慕世俗名利；因為他違犯禁令才給他定罪，卻又稱贊他勇敢。是毀是譽，是賞是罰。執行起來競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壞，民眾更加混亂。現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幫他反擊的人，被認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隨著去報仇的人，被認為是忠貞。這種正直和忠貞的風氣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卻被冒犯了。君主推崇這種忠貞正直的品行，卻忽視了他們違犯法令的罪責，所以人們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對于不從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說他有本事；對于沒有軍功就獲得官爵的人，說他有才能。這種本事和才能養成了，就會導致國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蕪了。君主贊賞這種本事和才能，卻忘卻兵弱地荒的禍害；結果謀私的行為就會得逞，而國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獻擾亂法紀，游俠使用武力違犯禁令，而君主卻都要加以禮待，這就是國家混亂的根源。犯法的本該判罪，而那些儒生卻靠著文章學說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那些游俠卻靠著充當刺客得到豢養。所以，法令反對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處罰的，成了權貴豢養的。法令反對和君主重用，官吏處罰和權貴豢養，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確立一定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對于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加以稱贊，如果稱贊了，就會妨害功業；對于從事文章學術的人不應當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會破壞法治。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兒告發，令尹說：“殺掉他：”認為他對君主雖算正直而對父親卻屬不孝。結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來，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親的逆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君土去打仗，屢戰屢逃；孔子向他詢問原因，他說：“我家中有年老的父親，我死后就沒人養活他了。”孔子認為這是孝子，便推舉他做丁官。由此看來。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殺了直躬，楚國的壞人壞事就沒有人再向上告發了；孔子獎賞逃兵．魯國人作戰就要輕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間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卻既贊成謀求私利的行為。又想求得國家的繁榮富強，這是肯定沒指望的。

古時候，蒼頡創造文字，把圍著自己繞圈子的叫做“私”。與“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蒼頡就已經知道廠的。現在還有人認為公私利益相同，這是犯了沒有仔細考察的錯誤。那么為個人打算的話，沒有什么比修好仁義、熟悉學術的辦法更好了。修好仁義就會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學術就可以成為高明的老師。成了高明的老師就會顯榮。對個人來說。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沒有功勞的就能做官。沒有爵位就能顯榮，形成這樣的政治局面。國家就一定陷入混亂，君主就一定面臨危險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殺敵有功的人本該受賞，卻又崇尚仁愛慈惠的行為；攻城大功的人本該授予爵祿。卻又信奉兼愛的學說：采用堅固的鎧甲、鋒利的兵器來防備戰亂，卻又提倡寬袍大帶的服飾；國家富足靠農民。打擊敵人靠士兵，卻又看重從事于文章學術事業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養游俠刺客之類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國家太平和強盛足不可能的。國家太平的時候收養儒生和游俠，危難來臨的時候要用披堅執銳的士兵；國家給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國家所要用的人．而國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處。結果從事耕戰的人荒廢了自己的事業，而游俠和儒生卻—天天多了起來，這就是社會陷于混亂的原因所在。

況且社會上所說的賢。是指忠貞不欺的行為；所說的智，是指深奧玄妙的言辭。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就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現在制定民眾都得遵守的法令，卻采用那些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那么民眾就無從弄懂了。所以，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追求精美飯菜的；連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會期望華麗衣衫的。治理社會事務，如果緊急的還沒有辦好，那么可從緩的就不必忙著去辦。現在用來治理國家的政治措施，凡屬民間習以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卻去期求連最聰明的人都難以理解的說教，其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貞信義的品行。必將尊重那些誠實不欺的人；而誠實不欺的人，也沒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詐的辦法。平民之間彼此交往，沒有大宗錢財可以互相利用，沒有大權重勢可以互相威脅。所以才要尋求誠實不欺的人。如今君主處于統治地位，擁有整個國家的財富，完全有條件掌握重賞嚴罰的權力，可以運用法術來觀察和處理問題；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類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尋找那些誠實不欺的人呢？現今的忠貞信義之十不滿十個。而國家需要的官吏卻數以百計；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貞信義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會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夠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會把政事搞亂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國方法，在于專實行法治，而不尋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權術。而不欣賞忠信的人。這樣，法治就不會遭到破壞而官吏們也不敢胡作非為了。

現在君主對于臣下的言論。喜歡悅耳動聽而不管是否恰當；對于臣下的行事，僅欣賞他的名聲而不責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說起話來總是花言巧語，卻根本不切合實用，結果弄得稱頌先王、高談仁義的人充滿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亂；立身處世的人競相標榜清高，不去為國家建功立業。結果有才智的人隱居山林，推辭俸祿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亂，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為民眾所稱贊的，君主所優待的，都是些使國家混亂的做法。現在全國的民眾都在談論如何治國，每家每戶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國家卻越來越窮，原因就在于空談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農具種地的人太少。全國的民眾都在談論如何打仗，每家每戶都藏有孫子和吳起的兵書，國家的兵力卻越來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談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鎧甲上陣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眾的力量，不聽信高談闊論；獎賞人們的功勞，堅決禁止那些無用的言行。這樣民眾就會拼命為君主出力。耕種是需要花費氣力吃苦耐勞的事情。而民眾印愿意去干，因為他們認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險的事情。而民眾卻愿意去于。因為他們認為可以出此獲得顯貴。如今只要擅長文章學術，能說會道。無需有耕種的勞苦就可以獲得富足的實惠。無需冒打仗的危險便可以得到尊貴的官爵，那么人們誰不樂意這樣干呢？結果就出現了一百個人從事于智力活動，卻只有一個人致力于耕戰事業的狀況。從事于智力活動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壞；致力于耕戰事業的人少了，國家就會變得貧窮。這就是社會所以混亂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國家里，不用有關學術的文獻典籍。而以法令為教本；禁絕先王的言論，而以官吏為老師；沒有游俠刺客的兇悍，而只以殺敵立功為勇敢。這樣，國內民眾的一切言論都必須遵循法令，—切行動都必須歸于為國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須用到從軍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時期國家就富足，戰爭時期兵力就強盛，這便奠定了稱王天下的資本。既擁有稱五天下的資本，義善于利用敵國的弱點；建立超過五帝、趕上三王的功業，一定得采用這種辦法。

現在卻不是這樣。儒士、游俠在國內恣意妄為，縱橫家在國外大造聲勢。內外形勢盡行惡化，就這樣來對付強敵。不是太危險了嗎？所以那些談論外交問題的臣子們，不是屬于合縱或連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懷有借國家力量來報私仇的隱衷。所謂合縱。就是聯合眾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國家；所謂連衡，就是依附于一個強國去攻打其他弱國。這都不是保全國家的好辦法。現在那些主張連衡的臣子都說：“不依附大國，一遇強敵就得遭殃。”侍奉大國不一定有什么實際效應，倒必須先獻出本國地圖，呈上政府璽印，這樣才得以請求軍事援助。獻出地圖，本國的版域就縮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聲望就降低了。版域縮小。國家就削弱了；聲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亂了。侍奉大國實行連衡。還來不及看到什么好處，卻已喪失了國土，搞亂了政治。那些主張合縱的臣子都說：“不救援小國去進攻大國，就失了各國的信任；失去了各國的信任，國家就面臨危險；國家面臨危險。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國不一定有什么實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國為敵。援救小國木必能使它保存下來。而進攻大國未必就不失誤一有失誤，就要被大國控制了。出兵的話，軍隊就要吃敗仗；退守的話，城池就會被攻破。援救小國實行合縱。還來不及看到什么好處，卻已使國土被侵吞，軍隊吃敗仗。所以，侍奉強國，只能使那些搞連衡的人憑借外國勢力在國內撈取高官；援救小國，只能使那些搞合縱的人憑借國內勢力從國外得到好處。國家利益沒有確立起來，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祿都弄到手了。盡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盡管國家土地削減了，而私家卻變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縱橫家們就會依仗權勢長期受到重用；事情失敗的話，縱橫家們就會憑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聽信臣下的游說，事情還沒辦成就已給了他們很高的爵位俸祿，事情失敗得不到處罰；那么，那些游說之士誰不愿意用獵取名利的言辭不斷去進行投機活動呢？所以國破君亡局面的出現，都是因為聽信了縱橫家的花言巧語造成的。這是什么緣故呢？這是因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論是公正確，事敗之后也沒有堅決地實行處罰。縱橫家們都說：“進行外交活動，收效大的可以統—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證安全。”所謂統—天下，提的是能夠打敗別國；所謂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國不受侵犯。兵強就能打敗別國。國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國家的強盛和安定并不能通過外交活動取得，只能靠搞好內政。現在不在國內推行法術，卻要一心在外交上動腦筋。就必然達下到國家安定富強的目的了。

鄉間諺語說：“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這就是說，物質條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國家安定強盛，謀事就容易成功；國家衰弱混亂，計策就難以實現。所以用于秦國的計謀，即使改變十次也很少失敗；用于燕國的計謀，即使改變一次也很難成功。這并不是被秦國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國任用的人腦子必笨，而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治亂條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棄秦國參予合縱，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災了；衛國背離魏國參與連衡，僅半年工夫就被消滅了。這就是說合縱滅了西周，連衡亡了衛國。假使西周和衛國不急于聽從合縱連橫的計謀，而將國內政治嚴加整頓，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賞罰制度，努力開發土地來增加積累，使民眾拼死去堅守城池；那么．別的國家奪得他們的土地吧，好處不多。而進攻這個國家吧，傷亡很大。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不敢自我拖累在堅城之下，從而促使強敵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處，這才是保證本國必然不會滅亡的辦法。丟掉這種必然不會亡國的辦法，卻去搞勢必會招致亡國的事情，這是治理國家的人的過錯。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內政建設陷于混亂，那么國家的滅亡就無法挽救了。

人們的習慣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開危險和窮苦。如果讓他們去打仗。前進會被敵人殺死，后退要受軍法處置，就處于危險之中了。放棄個人的家業，承受作戰的勞苦，家里有困難而君主不予過問，就置于窮困之中了。窮困和危險交加，民眾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們投靠私門貴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遠離戰爭，遠離戰爭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錢財賄賂當權者就可以達到個人欲望，欲望一旦達到也就得到了實際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擺在那里，民眾怎能不去追求呢？這樣一來，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門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國家的政策，總是要使工商業者和游手好閉的人盡量減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從事農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業的人多。現在社會上向君主親近的侍臣行賄托情的風氣很流行，這樣官爵就可以用錢買到；官爵可以用錢買到，那么工商業者的地位就不會低賤了。投機取巧非法獲利的活動可以在市場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會少了。他們搜括到的財富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幾倍，他們獲得的尊貴地位也遠遠超過從事耕戰的人，結果剛正不阿的人就越來越少，而經營商業的人就越來越多。

因此，造成國家混亂的風氣是：那些著書立說的人，稱引先王之道來宣揚仁義道德；講究儀容服飾而文飾巧辯言辭，用以擾亂當今的法令，從而動搖君主的決心。那些縱橫家們，弄虛作假，招搖撞騙，借助于國外勢力來達到私人目的，進而放棄了國家利益。那些游俠刺客，聚集黨徒，標榜氣節，以圖顯身揚名，結果觸犯國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權臣貴族，肆意行賄，而借助于重臣的請托，逃避從軍作戰的勞苦。那些工商業者，制造粗劣器具，積累奢侈資財。囤積居奇，待機出售，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這五種人，都是國家的蛀蟲。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像蛀蟲一樣的人，不廣羅剛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現破敗淪亡的國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