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
2023-03-02養生我國當前經濟結構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產業是
大家好，小編來為大家解答以下問題，我國當前經濟結構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產業是，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是什么樣子的，今天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中國經濟結構
公有制為主體結構。
公有制經濟有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
中國經濟結構特點：1、增長速度要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2、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3、發展動力要從主動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
現階段我國的經濟形式主要有哪幾種
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式包括四種：
第一種，全民所有制。比如城市土地，國有銀行中的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
第二種，集體所有制。比如農村集體所有制土地，集體所有制企業（南街村或華西村的村辦企業）。
第三種，私人所有。比如中國國內的私營企業、外資企業。著名的華為、富士康等。
第四種，混合所有制。比如中外合資企業，或者個人持有一定股份的國企等。
擴展資料：
經濟類型通常劃分為：
(1)集權型模式。指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財政、物資、價格、勞動力等均由國家統一計劃管理，地方和經濟組織權限很小，忽視市場調節作用的一種管理方式;。
(2)分權型模式。對經濟活動的管理，中央集權較少(指令性計劃范圍小)，側重于經濟組織的經營自主權，強調市場調節作用的一種管理方式;。
(3)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模式。指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地方和經濟組織能較充分地行使其自主權力。實行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統一，計劃與市場的作用范圍覆蓋全社會的經濟活動;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搞活相結合，以宏觀調控為主。
經濟類型是體現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狀況的，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每個社會主義國家應根據本國的國情，選擇適當的模式，以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我國目前經濟狀況：
經濟形式來看
1、從經濟體制上看
中國已經根本改變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不同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
在主要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上，更多地發揮市場、價格、競爭作用的同時，也特別注重合理地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的作用，沒有完全放棄必要的國家管理經濟的作用。
2、從經濟結構上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根據國情和國際環境，在不斷的調整中趨向合理化。在輕工業快速發展、農業得到加強之后，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農業落后的畸形產業結構已經改變，重點發展的是裝備制造業、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
中國經濟結構現狀
新華社北京7月8日電（記者 陳煒偉）國家統計局8日發布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二。報告顯示，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快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
產業結構方面，我國實現了由農業為主向三次產業協同發展的轉變。報告顯示，2018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分別比1952年上升23.5和37.2個百分點。
需求結構持續改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2018年，我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76.2%。
區域結構方面，報告指出，總的來看，當前區域發展差距明顯小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同時也比世紀之交明顯縮小。2018年，全國各省（區、市）中，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的比值為4.5，而1952年為8.1，2000年為10.8。
在所有制結構方面，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民營經濟比重明顯提高。報告指出，目前，我國民營企業超過2500萬戶，對稅收貢獻超過50%；民營企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民營企業中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70%；民營企業對新增就業貢獻率達到了90%。
在收入分配結構方面，居民收入來源多元化。報告顯示，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財產凈收入占比為10.3%，比2013年提高0.6個百分點；工資性收入占比為60.6%，下降2.2個百分點。
我國的 經濟體制 社會經濟結構是什么
我國的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經濟結構是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從主要由第一、第二產業帶動，轉為主要由第二、第三產業帶動，第二產業的增長構成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整體產業結構變化的同時，各產業內部的結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中，純農業產值比重下降，林牧漁業比重上升；在工業內部，輕重工業結構正逐步由偏重“消費補償”的輕型結構，向“投資導向”的重型結構升級；在第三產業內部，交通運輸業、商業等傳統產業比重下降，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電信業等迅速發展。
我國主要有哪些經濟成分
1、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混合所有制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
2、其他所有制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個體，私營經濟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擴展資料：
主體地位：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
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由社會主義的性質以及它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決定的。
①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是同社會發展的方向相一致的。
②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只有依靠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的力量，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充分利用經濟手段引導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沿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③公有制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擁有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力量，控制生產和流通。
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滿足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勞動人民經濟上、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和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富裕的不可缺少的物質保證。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公有制經濟。
誰能詳細介紹一下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
看得懂下面的這張圖，你就看懂了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和運行規律。中國經濟結構圖解：
簡要說明:
1)圖中央部分是中國經濟的金融動力之源,主要是外部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外匯人民幣和增發貨幣。
2）圖左側是金融領域。右側是實業領域。
中國經濟沒有奇跡。發展動力是靠內外債務資金來推動的。所以有永遠清理不完的三角債，所以，一進入緊縮貨幣狀態就突發崩潰。
國企也好，私企也好，主要都是靠圈錢、套錢，依靠外來現金流來維持運轉。只要資金鏈不斷，大家日子都好，斷了就只得跑路。國企跑路的辦法就是破產，重組，把債務沖銷或者轉移而推向市場！私企債務鏈條斷裂，出路就是外逃。
中國經濟就是巨型的龐氏金融泡沫經濟。由于實體經濟稅負超高和經營環境惡劣，靠經營實業基本不可能有盈利。
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是一個國家經濟體的核心和根本。經濟結構是否科學合理，直接關系到經濟發展是否健康高效、經濟社會發展是否全面協調可持續。要實現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就必須優化經濟結構。
主要包括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投資結構、分配結構等。
我國目前消費結構中，消費占比僅35%，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
產業機構中，一產不穩，二產大而不強，三產不夠，服務業比重較低。
城鄉結構中，嚴重失衡，城鄉差距拉大，二元化仍然存在。
投資結構中，主要依靠公共投資，民間投資較弱。
分配結構中，勞動報酬占比較低。
當前，必須把堅持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什么變化？
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發生的急劇變化，既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帶來了發展機遇，同時也蘊含著發展過程的諸多挑戰。這些機遇和挑戰耦合在一起，形成極其復雜的影響。可能從一個方面表現為機遇，但在另外一個方面則表現為挑戰。具體來說：
其一，從人口結構來說，中國正步入快速的老齡化階段。
但在老齡化過程中，少兒負擔系數相對較低，老齡負擔系數也還不是很高。這使當前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勞動參與人口占比也相對處于高位。雖然養老壓力正在加大，但是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總撫養比相對比較低。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由于少兒人口占比較大，總撫養比高達62.6%，在1990年下降到49.8%，在2000年下降到42.6%，在2010年下降到34.2%。自此之后才緩慢上升，2015年上升到37%，到2016年上升到37.9%。盡管人口結構的轉變逐步降低了少兒撫養比，增加了老年撫養比，但總撫養比還是較低。即使從現在起到2035年，中國的老齡化水平會逐步上升，但同時也處于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中產階層迅速擴張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只有牢牢抓住這個歷史機遇期，促進中國社會的飛躍，才能使經濟爬坡上崗，完成結構轉型過程，進入基本現代化國家行列。在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的大背景下，人口政策的調整是大勢所趨。
其二，伴隨中產階層的擴大或者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中國進入了消費社會階段。
當前，在將近14億人口中，中產階層接近3億。中國在這一歷史轉型期，必將從生產社會發展到消費社會。所謂消費社會，就是消費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原來中國是以生產為主的社會，第二產業在拉動經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現在是以消費為主的社會，消費作為主要引擎，拉動著經濟的走向。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正在從波浪式、模仿型消費向多樣化、個性化和定制化消費轉型。中產階層的出現，不僅拉動了中國國內的消費轉型，形成了消費社會的新模式，而且還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配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復雜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由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導致的消費的不平等將長期持續，在某些階層消費升級的同時，也會存在另外一些階層消費降級的現象。
在消費社會的逐步形成過程中，中產階層的消費由生存型向發展型過渡，而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正在從日常生活消費向耐用消費品消費過渡。對于中產階層來說，其在保健、旅游、體育、娛樂、醫療等方面的消費占比大大增加。從恩格爾系數來看，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大約是50%多，農村大約是60%多。現在城市降低至28%-29%，農村降低至29%左右。這說明食物消費或者食品消費在總的家庭消費中所占比重有了大幅下降。從國際來看，作為平均意義的中國家庭，已經進入到小康階段，而不再表現為貧困階段的消費特征。對于絕大多數鄉村而言，在絕對貧困逐步減輕之后，相對貧困的問題會長期存在。這是未來我們必須密切關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
其三，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中產壓力。
從中產階層來說，中國的中產，主要是第一代中產 (第二代中產占比相對較低) ，主要生活在城市或大城市，但其父母大多生活在農村或中小城市。這些人中獨生子女占比較大，他們既要養老又要養小，生活壓力非常大。城市房價的快速增長加大了新生中產階層的生活成本，使其難以適應城市的現代化生活。新中產階層因此滋生出了“焦慮”。從“焦慮”發展到“不滿”會表現為一個過程性特點。我們既要看到中產階層對社會發展的正向引導力量，也要看到中產階層收入不能穩定提升而存在的“焦慮”，更要防止“焦慮”演化為“不滿”。
其四，中國農村的治理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現在村支書和村長并不一定住在村里。農村的貧困人口也很難就業于城市。在很多地方，除了老人跟殘疾人之外，在農村居住的年輕人很少。在城鎮化的影響下，農村的空殼化問題嚴重。這些空殼化，既表現為產業空殼化，也表現為文化空洞化、人口老齡化和居民非農化等現象。這是中國正在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碰到的現代化難題。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必須追問：誰在農村？為誰振興？誰去振興？如何振興？振興哪些鄉村？這些問題不解決，簡單的經濟投入就不會產生預期的結果。
其五，中國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形成了資源的惡性爭奪。
這種爭奪很可能帶來小城市的衰敗。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將會在未來持續二三十年。城鎮化將會使將近一半的鄉村消亡。正如農民的終結一樣，一部分鄉村必然要走上終結之路。因此，當前首先要開啟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影響力，開啟城市與鄉村融合發展模式，而不是城市與鄉村爭奪資源。
我國經濟的基本結構是怎么樣的？
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最根本的變化是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變，這I 一變化的根本動因是體制改革。改革對我國社會分化的影響大致是這樣一個過程：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國營企業的“分權讓利”使社會產生了自由流動資源，即不受國家統一控制和分配的勞動力、資金、產品、原材料、技術等等。這些資源隨改革的深入而不斷增加。2.自由流動資源的出現與增加導致整個社會資源的組織與分配方式的變革，即由單純地依靠計劃體制和行政手段轉變為計劃與市場、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相結合。3.多種利益主體和權力主體的發育，如各種地方和社區政府、政府各部門。民間組織、農村各類企業、城鄉個體工商戶等等。4.功能專一的組織和角色群體的出現與增加逐漸導致了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經濟與行政、行政與法律及意識形態之間的初步分離。改革以來，這一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變的結構變遷過程作為一種歷史的必然，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中最值得關注之處是：
1.體制改革始于農村，其對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最大貢獻是推動了農村工業化的迅速興起和蓬勃發展，這一農村工業化進程導致農村原同質均等的社會結構發生劇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體和組織大量涌現，如鄉鎮企業家、近 1億的鄉鎮企業工人和新的合作企業、私營企業等等。
城鄉原社會結構的二元特征決定了城市社會結構的分化過程不同于農村，城市社會分化主要是體制內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會分化首先發生在原體制的最邊緣部分，其結果之一是一部分處干體制邊緣的社會力量率先從體制內分化出來，如個體工商業者、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等。隨著分化從體制邊緣向體制中心部分的不斷推進，體制外力量亦不斷增強，他們以不同于體制內的規則和方式組織與運行，這一過程一方面不斷地受到體制內社會分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不斷地受到農村社會分化的影響。一些橫跨兩個體制和城鄉兩大社會系統的交叉性群體和邊緣性群體開始出現，如個體戶、進城作工的農民工等等。上述各種新的結構要素的出現和增加，有力地推動了民間社會的發育。
2.改革后隨著各類社會主體（個人、組織、政府）自主權的擴大和利益的明確化，原由行政級別和身份等級決定的等級式社會分化逐漸轉變成一種由類屬和單位邊界決定的四塊式分化，決定社會成員地位與利益差異的原等級要素，如所有制類型、家庭階級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級別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個人所在單位和社區的發展狀況，個人所屬職業類別和部門（如汽車司機、稅務部門）等集團性要素的作用增加。社會結構從等級性分化到團塊式分化的轉變意味著中國社會的階層化過程將是緩慢的。
3.與改革前相比，現階段中國社會的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分化程度大大加深，但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系統、不同社會群體間在分化速度和分化程度上有著很大的差異，例如沿海地區分化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區，同處東部的溫州地區分化程度大于蘇南地區。又如經濟系統的分化快于權力結構的分化，農民群體的分化大于城市居民群體的分化，狹義社會結構的分化深于廣義社會結構的分化等等。這種不平衡分化導致整個社會原相似同構的社會結構多樣化，以及原高度整合的三大結構，即收入、權力與職業聲望結構的錯位，社會成員的各類社會位置間的整合程度也因而大大降低。社會結構形態的多樣化和各類社會結構的錯位增加了社會結構的張力并因而增加了結構整合的難度。
4.在大多數市場國家，社會成員按勞動分工的需求在市場的作用下分化與組合，社會結構的分化主要體現為一種功能分化。隨著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所發生的這種功能——結構的分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條件和必然過程。改革后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一方面體現了這種功能分化的過程，如國家與社會職能的分化，黨政、政企職能的分化，以及職能單一化、專門化組織的發展等。但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我國的社會分化主要是體制變革的結果，而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與調整，從而結構分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一種利益分化，政策因素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出現一種矛盾的現象，即社會結構在改革后發生了劇烈深刻的分化，但各類社會組織不但沒有隨著分化程度的加深和速度的加快使其功能更加專門化、單一化，反而出現了全面“經濟化”或“企業化”的趨勢。功能分化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主要是增加異質性，而利益分化則主要是擴大不平等，改革后中國社會結構分化中利益作用使得結構的縱向分化快于橫向分化。
行政性整合與契約性整合
社會的整合一般是通過兩個層次實現的。一是全國層次上的政治整合，二是地方層次的社會整合。前者的目的主要是確保民族國家的主權，實施行政控制與管理，以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建立和維持社會秩序；后者主要是以民間的、非政治性的手段在社區層次上發揮作用，以維持基本的社會活動秩序，使承擔不同功能的角色、組織、制度能建立起和諧與配合的關系。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整合機制的突出特點之一是社會整合較強，而政治整合較弱；在兩個層次的整合之間，缺乏組織形式的聯結，而主要依賴于“士紳——地主”集團的私人關系起聯系兩個層次的整合機制的作用，并部分地用價值整合替代組織的整合。這種整合體系一方面賦予整個社會以靈活性和穩固的基礎，使之能維持兩干多年，另一方面也造成這種社會體系的一個致命弱點，即整合的民次拉瓜。其結果少一.是在近代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時，無法作為一個整體作出強有力的反應。孫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一盤散沙現象”，就是這種整合機制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在現代因素的沖來了下，社會整合的機制不斷弱化，中國陷入政治與社會的雙重解體之中。1949年以后形成的新的整合機制，即是為解決當時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雙重危機所做的努力。
1949年以后中國整合模式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政治整合極為強有力，即使是在基層社會中，其整合也主要是以行政性整合手段實現的。從這種意義上說，這種整合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整合替代社會整合為特征的。其原因不難理解，在政治整合機制與社會整合機制全面失效的情況下，政治整合機制的重建不僅成為當務之急，而且從當時國家和政府所擁有的資源來看，政治整合機制的重建也較為容易。而社會整合機制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一種自然演進的過程，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因此，通過重建政治整合來實現社會整合的重建，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這樣，到50年代中后期，這種以政治整合替代社會整合的模式便已基本形成。在農村，典型的形式是人民公社（先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城市中，則是以單位為主干，附之以街道委員會系統。無論是農村的人民公社還是城市中的單位，都是集各種職能于一身的總體性組織，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都是政治與行政權力c具體說來，黨的組織系統、行政權力系統、工青婦等群眾團體，是在這種整合機制中起作用的三支重要力量。這種整合模式的明顯優越性之一是消除了社會整合與政治整合之間的緊張狀態，使兩者高度一致起來，并使地方層次上的社會整合從屬于國家層次上的政治整合。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整合與政治整合之間的摩擦是經常發生的。但也必須看到，由于民間性的社會整合實際上不存在，結果使政治整合的負擔大為加重。同時，這種整合模式是相當僵硬的，必須以不斷抑制社會的分化為前提，而社會分化恰恰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
在改革開放的 15年中，這種持續了 30多年的整合模式開始受到沖擊。其表現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原有整合模式存在的前提條件不斷喪失。原有的整合模式是以兩個基本條件為前提的。一是國家對資源的全面壟斷，二是自上而下的總體件組織系統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轉。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兩個條件都在發生變化。由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國家對資源的壟斷已經明顯弱化；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農村中的總體性組織已不復存在；而城市中的企業改革也在使企業逐漸成為一種純經濟性的組織，總體性組織的特征明顯減少。這樣，就使得國家通過其總體性組織實現基層社會整合的二是新的社會分化和社會生活復雜化對社會整合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在農村，農業生產的分散經營、農村中經濟活動的專門化及職業和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都需要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進行整合。城市中，在單位制不斷弱化的同時，所謂的體制外的活動大量出現，原有的戶籍制和人事制度已明顯松弛，跨地區的社會流動使城市中的移民大量出現。且不說原有的整合機制正在弱化，即使其能有效發揮作用，也不足以應付這不斷復雜化的社會生活。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十幾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尋求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的過程，而這種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的基本特點就是以契約性的社會整合為主導。換言之，中國的社會整合經歷了一個從傳統社會的先賦性整合（以血緣、地緣為基礎），到改革前的行政性社會整合，再到契約性社會整合的歷史性變革。在經濟活動領。域中，這種趨向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除了國家層面上的宏觀調控之外，市場中的契約性關系，以及建立在契約性關系基礎上的商會、行業協會等中間組織，都在整合經濟活動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中，情況要更為復雜，而且在城鄉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在農村，相當一部分地區中的家族這種先賦性整合形式正在復活，在另一些地區，原有的村一級準行政組織（或自治性組織）仍在發揮強有力的作用，還有的地區，則是“能人”在基層社會整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城市中，新的社會整合機制的框架則更為模糊，除了市場的整合作用之外，中間組織和社區自治似乎在開始發揮作用。總起來說，契約性社會整合雖然將成為今后中國社會整合的基本方向，但對其目前發揮作用的程度決不能估計過高。就社會整合而言，中國現仍處于一個過渡性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存在著一個先賦性、行政性、契約性以及其他整合形式共存的局面。在這一時期，有三個問題需要密切予以關注：第一，嗎目前的社會整合明顯滯后于社會分化過程，這將導致社會生活助種種紊亂；第二，不同性質社會整合形式之間既存在互補的關系，也存在著矛盾；第三，新的社會整合形式與國家層次的政治整合之間如何接軌，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
組織與單位制
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的構成要素，它直接反映了社會結構的形式及變化。 近 15年來的改革便我國社會組織的運行機制乃至性質發生了變化。
在農村，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撤社建鄉，原來的準行政組織——生產隊被取消，但新建村民委員會自治地位的確立及其在握資源的缺乏，使得許多不發達農村處于無組織狀態。集體經濟發達的農村村級組織運行比較正常，也有極少數農村的獨立利益膨脹，甚至同國家分庭抗禮。
處于原集中管理體制中心的行政組織變化緩慢，仍然承擔著“部件”職能。成員對組織的依賴性很強，但人事制度有所松動，單位自謀福利的沖動大大增強，許多單位通過組建“翻牌”公司等措施開發計劃外自有資源，從而使這些單位的性質開始變得復雜。
在計劃體制之外成長起來的私營企業，在資源獲取方面得不到國家的優惠，也不受國家的行政性約束。其成員的人事關系或掛在人才交流中心，或放在街道辦事處，不歸屬原來的行政管理體制。企業與國家的關系受市場規則支配，企業內部則以高工資來對抗各種風險和彌補不足。在組織結構上，它們常常缺乏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黨、群組織，從而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
受上述因素的影響，作為原來“單位制”主體的企事業單位也在發生變化。
第一，單位角色職能化。隨著國家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向，企事業單位的政治職能在減弱，其專業職能在加強。企業不再是承擔國家指定任務的“部件”，事業單位也不再是過去那樣的國家的“代理人”，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成為功能性整體。
第二，單位利益獨立化。政企分開使企業逐步脫離政府的監護與干預，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則使其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政府對企業不予投資、利稅包干及讓企業自行消化由改革帶來的矛盾等一系列措施，使企業的獨立利益進一步明顯化。與此相應，事業單位固定崗定編、財政包干也不得不逐漸改變它們對于政府的過分依賴，而謀求自我改善的能力，從而利益也相對獨立化。
第三，單位責任具體化和內向化。由于企業成為利益主體，并同國家建立契約關系，這使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具體化。同時，企業對提高其成員收入及生活水平的責任無處推卸以及國家對企業約束的弱化，使企業由外向性責任向內向性責任變化，即由完全對國家負責，向主要對企業職工負責轉變，甚至內向性責任的承擔重于外向性責任的承擔。這也使得企業正成為真正的職工利益共同體，事業單位的上述特征也日漸明顯。
第四，單位的“家長”角色強化。單位成員利益共同體的形成加強了成員的同舟共濟意識及企業對其成員的保障意識，這些責任的不可推卸性和.社會比較機制使單位的“家長”角色普遍強化。
這樣，改革以來國家與組織的關系就由總體生存模式逐漸變為獨立生存模式。組織不再是國家的“部件”，而是具有一定獨立性的“整體”。除了農村之外，我國社會以組織為單位的外部特征沒有改變，但組織的職能卻正在發生實質性變化。它們雖然承擔著社會管理的職能，但其中心任務則是滿足成員需要及謀求組織自我發展。即正在由“管理型單位”變為“利益型單位”。我國的社會結構體制也因此正由“管理型單位制” 向“利益型單位制”轉化，“單位制”特征沒有減弱，在一定范圍內反而加強。不論組織的單位意識，它們對自身利益的計較與爭取，還是職工對組織（單位）的認同與關心的增加，都反映出它們正在形成對外相對獨立，內部緊密相依的社會共同體，甚至可以說，現在的組織正在成為真正的單位。在國家、組織、成員的關系上，“慈母式國家”正在被“嚴父式單位”所取代。單位不像改革前的國家那樣對組織和社會成員不計貢獻地給予普遍關懷，而是在契約的基礎上對其成員給予更多的關懷。
身份類別劃分與社會流動
身份，是指社會賦予個人、與職業及其他社會角色相聯系、標明人的社會地位的類別標志。
所有制身份類別形成的原因是當時國家對所有制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I（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并存）；同時，也是“資源有限”的必然結果。國家通過控制生活資源的分配，從而控制集體所有制職工變為全民所有制職工，進而有效地維持這種身份類別劃分。所有制身份類別形成之后，則從經濟結構上反映和維護著城市社會中的社會等級。
由于經濟建設成了各項工作的中心，社會生活中的政治色彩開始淡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地主、富農分子摘帽，為錯劃的右派平反及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受害者落實政策、平反昭雪無疑糾正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與此相連，政審制度雖然還存在，但范圍縮小了，且更注重人們的現實表現。這意味著階級身份系列已喪失了它賴以維系的條件。社會的評價標準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們評價一個人不再將其家庭出身放在首要位置，而是著眼于他的能力和成就。因此，原有的階級身份系列在城鄉都日益弱化并趨于消失。
以“大包干”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農民有了生產與分配的自主權。這首先導致了國家對生活資源控制的松動。城鄉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在城鄉都出現了可以自由流動的資源。這就導致了與生活資源的分配密切相連的戶籍制度與票證制度的日益松動。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城市中計劃體制外經濟的發展，則使大批農民有了進城改變自己農民身份的機會。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市，流向鄉鎮，出現了一支規模巨大的異地流動大軍。維系城鄉居民身份系列的前提條件的日益減弱，勢必導回城市中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與發展，創造了大量體制外的新的就業位置。這些就業位置也意味著多種新的職業身份，而這些身份是原有的干部與工人兩大身份系列都無法涵蓋的。體制內的干部與工人在利益驅使下流向體制外這些新的就業位置的結果，是模糊了原有的“干部”與“工人”的身份界限，并發展出一種用體制外的職業身份系列來包容體制內的“干部”與“工人”身份系列的趨勢。
體制外經濟的迅速成長，其經營與分配的靈活（使國營企業處于劣勢）及人們評價企業日益趨向經濟效益，這就逐漸模糊了原有的所有制身份界限，使所有制身份存在的意義減弱。
當前，中國社會的身份類別劃分標準正在發生劇變。一種新的、具有自致性和可變性的、以職業身份為標志的身份系列正在逐漸取代以往的城鄉各種身份系列。在這一過渡時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新舊身份系列并存、交融與交叉錯位的復雜圖景。原有的身份系列及評價標準仍在起作用，人們可以利用憑借原有身份已經取得的資源，在新的職業身份系列中謀得一個能有更多收益的職業身份。政治評價體系與利益評價體系的并存，導致了人們身份系列與社會地位的多面性，也決定著人們在新的職業身份系列中的取向。在城鄉流動中，原有身份與新職業及新居住地的矛盾，則導致了大批邊緣人及大量邊緣群體的產生。
伴隨著這幾種身份系列的松動的，是社會流動的三大趨勢。即社會精英流向的多樣化；八千萬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及體制內的工人與干部向體制外流動。這三大流動趨勢正改變著中國社會的精英結構，改變著社會位置與人口的空間分布，改變著體制內外經濟、社會位置的比例關系。
因此，身份類別的松動對中國現時社會結構的最大影響是，它為社會結構的變遷松了綁。
區域格局與區域關系
區域是指“由社會關系和組織原則所組成的社區” 。在一個社會中，區域間的關系及其由此所形成的基本區域格局，是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改革開放的15年中，中國的區域關系和區域格局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分析這些變化及其過程，可以使我們從一個方面深化對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的理解。
在 15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社會中這種以全國一盤棋、地區間同質同構、強調地方的自我生存能力的區域格局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其中最明顯地表現為：
第一，利益的分化，地方開始成為利益主體。如前所述，在改革前的全國一盤棋的總體性體制中，地方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處于被抑制的狀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隨著中央的權力不斷向地方下放，全國一盤棋的模式開始被打破，以地方行政機構為代表的地方社區開始成為利益主體，財政地方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地區的關系已不再是靠中央行政權力聯結的關系，利益關系和市場經濟中的交換和契約原則開始成為聯結不同地區的新的紐帶。過去的那種地區間無償調撥的狀況已經不復存在。在地方利益動機驅動下，地方保護主義日益明顯。
第二，地區間的異質性明顯增強。在改革開放之前，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僅表現5為發展程度的差異。但在今天.地區間的同構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不同地區間的異質性大為增強。其原因在于，隨著權力下放，地方制定政策的能力加強；中央政府對部分地區給予特殊的政策；由于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發展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地區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適應能力表現出明顯的差異。由于區位條件和歷史遺產的差異，目前地區間的異質性突出表現在所有制結構、經濟結構、經濟運行機制、經濟發展的程度等方面。其結果是使全國性的統一政策失去基礎。
第三，市場原則支配下的區域關系形成了一種“差距擴大動力系統”。由于改革開放深化程度的不同，經濟遺產的差異，以及在區位方面的差別，地區之間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梯度狀態。在這種梯度格局之中，已經形成了一種近似于較發達、中等程度發達、不發達地區的格局。大量的統計資料可以表明，在15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這些地區間的發展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而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的是，一種類似于國際分工格局的地區分工格局已在開始形成，如廣東、上海、江蘇等發達地區，開始成為加工區；而內地的許多地區，包括像遼寧這樣的老工業區，則正在成為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商品銷售的市場。
第四，不同地區的發展機制出現了差異。這種差異突出表現在以沿海地區為代表的發達地區和內地落后地區的不同發展機制上。以行政調撥為手段的全國一盤棋的區域格局的解體，全國性市場的初步形成，將各個地區的發展置于這種正在形成中的市場環境之中。但由于不同地區在發展的時間和水平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其在這個市場中的競爭能力便表現出明顯的差別。比如，早發展的發達地區，由于在技術和經濟實力上的巨大優勢，具有很強的市場擴張能力，其企業本身也具有很強的發展動力與潛力，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地區的發展更需要的是市場條件和自由的經濟政策。而落后地區的情況卻恰好相反，其在技術和經濟實力上的明顯劣勢，資本的缺乏，企業家階層的欠成熟等種種條件，使其在與發達地區企業的競爭中，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在這樣的地區，如果沒有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獲得經濟的順利發展，并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是很困難的。
綜上所述，在短短的15年中，中國社會結構已經和還在發生重大變遷，這是本質性的總體變遷。這種變遷是積累性的，也是革命性的。雖然新結構的具體細節尚難勾畫，但其輪廓是確定了的：它將沿著上面描述的方向繼續深化與發展。
